5月中旬的一天，晚9时许，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步履匆匆地走进位于北京奥运村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生物所）。依托该所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病原室）是高福做科研的一个主战场。他担任该实验室主任已逾十年。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余烬仍在，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每天的日程表都超载，他只能在晚上给课题组开会，和大家一起沟通新进展，策划研究方向。几个月来，病原室战“疫”捷报频传。而这一切则得益于多年沉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病原室在病毒跨种机制传播研究等方面已走在国际最前沿。
1月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鼠年春节蒙上了巨大阴影，疫情变化牵动着公众的心。作为科技“国家队”的一员，微生物所以病原室为核心，从新冠病毒溯源、传播机制研究到快速检测技术测试，再到抗体和疫苗研制、病毒数据库建设等，迅速进行多方位、全链条布局。
面对疫情大考，微生物所每个科研人员都拧紧了心里的发条。他们把实验室当成了家，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大家都很拼命。”回顾4个多月来走过的路，微生物所所长钱韦如是说。
此次疫情攻关，严景华和高福团队承担了科技部疫苗攻关5条路线之一的重组蛋白疫苗，以及新冠肺炎抗体药物的研究。面对民众对药物和疫苗的渴求，这两个项目给科研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快些出结果，研究员王奇慧甚至累到出现高频失聪。
经过连续数月“冲刺”，严景华、高福、王奇慧合作团队不负重望，不断传出好消息。6月5日，微生物所和君实生物联合研发的新冠病毒全人源单克隆抗体的临床试验获国家药监局批准，这是全球首个完成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后，在健康人群中开展的新冠肺炎治疗性抗体临床试验。
6月19日，微生物所研发的新冠重组蛋白疫苗获批开展Ⅰ期临床试验。有别于此前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苗，这是一种新技术路线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其特点是将一个病原体最有效的抗原成分基因拿出进行体外重组，然后制成疫苗。最近，微生物所第二款疫苗——重组黑猩猩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也已与企业达成协议共同开发，目前处于临床前准备阶段。
“产学研结合非常重要，要想做好转化，一开始就要奔着产品去。”严景华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此次疫苗、抗体研发之初，课题组就利用此前建立的合作关系，邀请企业参与。“否则，实验室做的东西没办法快速转化成产品。”
“中国科学家如果不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需求所对标的科学问题，那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家。”高福说，“科学问题一定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研究成果或是走上书架，进入教科书；或是走上货架，变成产品，解决实际需求。”
在高福看来，这也是病原室的使命与存在的意义。病原室的历史可追溯至1958年微生物所建所时成立的病毒学研究室，当时的研究以植物病毒为主。上世纪90年代，在人类健康和社会安全的背景下，中科院院士田波带头建立分子病毒学和生物工程开放实验室，向动物病毒学方向发展。
2005年，高福等人关于青海湖水禽感染禽流感H5N1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这是世界上首次描述水禽群体感染禽流感病毒后大量死亡的研究，受到国际关注。同时，刘文军在动物干扰素方面的研究也开始产出成果，获得应用专利。
2008年，在微生物所学科凝练的背景下，分子病毒学和生物工程开放实验室与分子病毒中心和分子免疫中心合并，病原室应运而生，并升级为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病原室也逐渐凝练出病原生物和微生物组、免疫生物学和肿瘤免疫以及药物、疫苗与细胞治疗三大研究方向。
“所有研究方向都是为了解决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卡脖子’加‘卡脑子’问题。”高福表示，3个方向回答的问题具有内在关联性。禽流感、新冠等病毒为什么跨种传播？病毒与宿主的互作，人体如何免疫？有哪些药物、疫苗、疗法可以防治病毒？回答这些问题，前两个方向更倾向于基础研究，而第三个方向则偏重应用研究。
“一个好的实验室要有进有出，学会自己造血，不能光靠国家的财政拨款。”温廷益说。依托微生物所和病原室，温廷益与宁夏、南京、浙江等地政府或企业联合建立的研究院正在推动多项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生活。
“科研是有传承的，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会让人受益终身。”和而不同，跨越创新。这是病原室凝练的室训。“和而不同，是希望每个研究组都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方向，同时又能融合起来大兵团作战；跨越创新，是要把握住各种机遇，凝练科学问题，做好研究。”刘文军说。
“最初实验室的目标就是国际一流，但我确实没想到（我们）会做到这么好。”高福说。另一方面，科研创新没有尽头，他希望病原室的研究者继续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头脑清醒。“如果不努力就会掉队。”高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