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50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1958年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她解决了麻风病防治领域的关键问题，救治了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8年，37岁的李桓英舍弃国外优厚条件，只身一人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为实现“没有麻风病的世界”的目标，她长期奔波在云、贵、川等偏远山区，曾4次遇险，摔断过两侧锁骨和肋骨。
在李桓英的人生历程中曾有三次重要选择，而这三次选择，都是李桓英将矢志报国、勇于创新的科学家精神融入生活与工作后作出的慎重决定。她身上所体现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是我国科技界酝酿积淀的厚重品格，也是我们开辟新时代自主创新道路的精神禀赋。
1950年，李桓英在日内瓦。1983年，李桓英过独木桥去勐腊。1980年，李桓英在广西北海市给医务人员讲课。1980年8月，李桓英在美国CDC介绍中国情况。
1978年，她作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来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正式开启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转变方向专攻麻风病后，李桓英第一时间赶到我国麻风病高发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逐一考察。她坚持深入现场，原因在于，“国家鼓励独立自主创新，老师传授给你的东西只有二三十年经验，到现场能够拥有第一手资料，工作一点都不会落后”。
1994年，该方案被世卫组织在全球推广，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重获新生。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当月，95岁高龄的李桓英庄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她又迎来了党和自己的百岁生日。
李桓英曾立下宏愿——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其立志投身医学事业、又倾其一生致力于麻风病研究呢？或许，从她对自己早期成长经历的口述中可以看到答案——在我儿时印象中，我的祖父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他反对打牌，自己也不喝酒。有一次母亲想给我扎耳洞，被祖父知道了，就制止了这事。
我出生的时代正逢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融更替，这影响了许多家庭。我父亲在德国留过学，他回国后被安排在铁道部工作，最高做过司长的职务。我母亲在小学教书，她个性非常强，不愿受人管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我很多自立、进取的思想。我从小衣食无忧，接受过良好教育。
我在小学、中学期间一共换了9所学校。在北京西交民巷的德国小学念了一年，后来在上海大西路的德国学校又念了半年。我母亲说：“你在中国待着，德国学校又太贵，你老学外文有什么用处？不需要。在中国必须学中国文化。”所以后来在杭州时我就很艰难地去学中文，念了一年杭州私立弘道女中。
后来我父亲调到南京，我就转学到南京中华女中，一直念到了高一。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父亲随着政府转移到重庆，在那里我们全家住了半年。后来我们坐船到香港，又住了两年。在香港我念过一个天主教会学校Mary Knoll，念的是英文，我现在英文底子还行可能就得益于那两年。
当时我国有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为了考取国内大学，我又念了私立学校，以便报考。那年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算是被我“碰”上了，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对德文有要求，而我恰好从小就学过德文，各种机遇加在一起，我考进了前十几名，顺利被同济大学录取，从此开始我的大学生活。学医是我祖父的意见，他说既然你德文好，那就学医好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一点，因为父母给我不少生活费。但我也有不满，因为他们那时在重庆，上海到重庆的交通也算方便，经常一个电报就催我回去，我要出去旅游一下也不让。说句良心话，父母对我还是很好的，对我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回顾我这一生，我觉得作为子女，我对他们的回报太少了。可能我把孝心都献给了祖国，也许这是更大的孝心。
所以，我现在也不懊悔，我觉得还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更好。是谁把我养大的？我觉得还是老百姓把我养大的，我更应该回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