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一位26岁的年轻人编写了中学地质教科书《地质学》。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评价此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
这位年轻人是谁？编写教科书的任务为什么会落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教科书中的创著”有什么特色？由教科书《地质学》的编写，我们又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科学教科书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民国时期各界人士都非常关注科学教育问题，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过深刻的思考。如物理化学家、教育家张江树认为中国科学教育之弊端主要有三，即办学者对于各种学科常识不足、教授者不明科学教育之方法以及学校所用科学书籍大多不合于中国社会之需要。其中科学教科书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大量的教科书为外文教材，或是外文教材的中文译本。
科学家、教育家任鸿隽曾对民国时期理科教科书做过调查，发现大学一年级和高中二三年级的教材，多为外文教材，“国人自编之中文科学书籍，既不为学者所重视，亦且寥寥可数”。地质学教科书作为科学教材的一种，自然存在上述问题，早期地质课本往往译自国外，或以多本外国教材为蓝本编译而成。
尽管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地质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但编写好的教材颇为不易。地质学家翁文灏认为，中学教本最难编译，因中国地质工作者大多专精一隅，无暇从事地质知识普及工作，而编译教科书所需专门材料散见于各种刊物，编译者须有极强的科学素养方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
丁文江指出，地质学是一门区域性很强的学科，地质学课本需符合中国地理环境与地质资源之实际。地质学同地理关系密切，中国学生的世界地理知识较为薄弱，若把外国地质学教材译成中文，则“满纸是面生可疑的地名”，学生们开始即失去学习地质学的兴趣。
此外，教科书知识以浅近为主，但越是普及型的教材越不好编写，编译者除了对本门学科知识有相当的了解外，还需要进行独立的研究，且有教学的经验，否则“不是对于本科没有亲切的发挥，就是不知道学生的苦处”。
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高等地质教育蓬勃发展，但中学课程中地质学所占比例反而缩小，所教授知识又多肤浅谬误，各民营出版社所印地质学教科书，“或称实用，或矜新知，而究其实质，则视十年以前所出诸书，虽有进步，究亦无多”。有鉴于此，中国科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协定出版科学丛书以弥补科学书籍之不足，中国科学社负责编辑，商务印书馆负责印刷与发行。
职业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年轻学者谢家荣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也是丁文江口中“好读书，能文章”“中国地质学界最肯努力的青年”。谢家荣（1898~1966），字季骅，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1916年他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后赴美留学，1920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29年赴德国地质调查所及弗赖堡大学研究煤矿和金属矿床，1930年回国后任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1955年，谢家荣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24年，《地质学》成书，条理清楚，内容详实，丁文江为之作序，评价《地质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地质学》编撰体例仿照葛利普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编写的教材《地质学教科书》。全书先论地球之组成成分、矿物岩石之性质分类，后论各种动力现象与产生之结果，最后述及地质构造及矿床概论，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希冀读者易于了解。
《地质学》所用地质、矿物及岩石等专门学科名词，遵照地质调查所董常编撰的《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以期统一。书中插图，大半是地质调查所历年研究考察所得，如介绍水成岩层次时配以谢家荣拍摄的西宁的砂岩和页岩图片、介绍地震时配以甘肃固原城外地震后折为两截的董福祥神道碑图片。凡是我国调查成果，可作为教学之用的，皆编入教材。
《地质学》为了弥补此类缺点，文后附上地质测量及中国地层表二章，略述地质调查方法，以便野外旅行参考之用。又结合我国特有地质情况，讲述黄土之成因、我国黄土分布、黄河流域之变迁及水患成因等。
我国早期地质教科书均译自外文，例证亦多为外国事实，不足为中国之用，饱受批判。中国地质调查的开展逐步弥补此缺。《地质学》所用例证及书中配图，大多为地质调查所多年研究成果，书中亦不乏中国各地考察照片，“就目下所知，而足为教材之用者，咸为采入”，保证教材科学性的同时又增加了书籍的可读性，较之国外译著，《地质学》读来更有亲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