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政身上似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她是中国生化领域第一位女院士，却从未出国留过学，只有学士学位；她出身书香门第，身材娇小、性格温柔，却又敢于“打抱不平”，与学术不端“叫板”。中科院了解她的同事、朋友曾送过她两个“绰号”——“反腐战士”和“好人老张”。
今年10月22日是张树政百岁诞辰。近日，《中国科学报》请她的关门弟子、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城回忆、讲述了张树政的故事。
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后，张树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说，“自己贡献太小了”。她觉得自己当选，可能是因为在学术上比较“较真儿”。她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简表中，有这样几句评语：“在参与科技社会活动中，严肃认真、严格把关，勇于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作出了成绩，得到学者们的好评。”
张树政担任过多家学术刊物主编，参与过许多项目的评审工作。有时，为了确认一项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她会查找数十篇文献佐证。即便对方“名气再大”，一旦发现问题，她也会指出来。她的这种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的个性给大连医科大学教授朱正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94年11月3日，《中国科学报》就曾刊登过她的一封来信。信中指出，不久前她本人收到一封信，提到某教授的成果被人侵占。为维护科学尊严，她辗转通过该教授的学生找到了其本人。但该教授回信却称自己“已退休，无精力再过问”。这使她觉得非常惋惜。
20世纪80年代，她曾为一个生物化学名词的汉译查找了两个星期的文献，90年代，她又为一个真菌学界有争议的名词翻译了上百页的最新版《真菌学词典》，先后修改10稿方才发表。无论自己写论文，还是修改学生论文，她都是精雕细琢，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容错。
金城回忆，他博士毕业后留所工作，在张树政的指导下，参加“九五”计划中关于开展糖工程研究建议的报告撰写，报告写完后被交到了中科院生物局，随后张树政却发现其中有两处错误，就从院里撤回修改。
张树政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最后一科进士，父亲是北大毕业生。这使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她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挫折，甚至进入大学时还被人称为“小孩”。在她的自传中，同学们曾这样描述她：“小孩树政，读书学理；嘻嘻哈哈，淘淘气气；打打闹闹，顽顽皮皮。”
她觉得国家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于是决定学化学，并如愿考进了燕京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不久，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树政在钱思亮、曾昭抡、刘思职等北京大学一批顶尖科学家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后在1954年转入中科院菌种保藏委员会，在中国工业微生物学奠基人方心芳的指导下工作，走上了微生物生理生化研究之路。
一次，她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纸色谱及纸电泳技术，见到了滤纸电泳仪，但单位无力购买，她就和同事一起分析研究，决定动手做一台。最后仅用一台报废汽车的电瓶和发报机用直流电源，就做出了电泳仪。
1991年底，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张树政全票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成为我国生化领域第一位女院士。回忆当选经历，张树政却道：“刚开始心里挺高兴，后来看了报纸上连载新增选的学部委员，每看一个都比自己强，越看越惭愧。”
1993年起，张树政和全国各大学及科研单位的一批科学家，开始向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建议组织糖生物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此后，70多岁的她先后组织三次香山科学会议，研讨中国糖工程研究的发展。
金城还记得，1990年10月，他到微生物所报到时，一下火车，来接待的人问他是谁的学生。当他说出张树政的名字后，接待的人脱口而出：“你可遇上好人了！”报到后，第一次见导师，他才知道复旦大学教授郭杰炎先生口中“糖苷酶研究的著名权威”，其实是一个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老太太，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言辞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