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教育，除了“少年班”比较特殊以外，什么似乎都在推迟。幼儿园的教育方式被输送到小学，小学的教育方式被输送到中学，中学的教育方式又被输送到大学，结果是几不像。论学生心智的成熟度，除了公共关系学以外，也在推迟；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这里笔者无意反对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而是说，如果真正以通识为核心，那么在中等水准之上的那部分有研究潜力的学生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要么仍然以教科书为阅读的唯一对象，要么一头扎进某一个课题的具体实验中，以技术为时尚，完全忽视整体性、科学性的存在。但问题在于，整天抱着教科书或者课堂笔记者，最终成了考研群体中的胜利者；执着于技术者，将实验报告拿到刊物上发表后也保研成功。
这就让他们所遵循的大学“现实主义”的管理政策不仅在本校立竿见影、开花结果，而且输出经验，推而广之，成为众多大学效仿的典范。与理想主义的“影响社会”相对应，现实主义的特点就是“顺应社会”。
在以前，大学里的现实主义，主要有政策上的现实主义与行动上的现实主义两类。前者是因为无法提出真正落实理想主义的办法，只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维持现状；后者则是将现实主义政策推向极致，去以敬业心和执行力来换取实际的利益。现在又衍生出了第三种的“现实主义”，这就是世俗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世俗化。
世俗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在向精神层面渗透。天津某大学团委牵头、学生社团开设的“恋爱课”与“川菜课”一样，又一次引起媒体的狂欢不是偶然的。人们似乎习惯了大学频现这种新、奇、特的娱乐事件，以便奔走相告，相互娱乐。
大学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型，其基本特征自然是从封闭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以食人间烟火。但不断地煽风点火，以致烟火过旺，也会把原本合理的象牙塔精神熏染得无法辨识，或者让象牙之塔成为炉灶的古典背景。这一点对于应用型大学或许影响不大，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却是致命的。
以技能代替知识，以娱乐取代读书，以媚俗的计划性塑造人生，反映出的是大学管理者管理理念的粗放以及本身审美水准上的缺欠。如此这般地持续进行下去，对学生来说，其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对学校而言，则只能是离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愈远，离职业培训中心的标准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