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8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德文在信中向爱因斯坦发出热情邀约。爱因斯坦的访华学术之旅最终流产，仅在从日本返回欧洲途中“快闪”中国。短短几日，给中国人留下的有遗憾，也有心结。特别是2018年爱因斯坦日记英文版公开以后，这位享有盛名的大师也背上了“字字让人愤怒”的“种族主义者”的骂名。
爱因斯坦缘何“失约”中国？日记中是否存在不可饶恕之种族偏见？他在百年前带来的那场文化冲击波对中国科学发展是否仍有考察价值？爱因斯坦研究专家、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一直试图还原这段历史。近日，他向《中国科学报》展示了这些年寻得的一些史证，并吐露了自己对这些疑问的看法。
1922年3月至4月间，爱因斯坦在与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的来往信件中表示：一方面因与其他任务相冲突，他无法像北京大学所期待的那样访学一年；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报酬不够所需”。而日本方面提供的“报酬足够四周的旅行计划所需”，可以在访日后到中国“顺访”两周。
这让朱家骅难以接受，在他看来，理应在访美后将中国排在第一位，即便不考虑先来后到的规矩，中国也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但爱因斯坦似乎并不以为然。
爱因斯坦远东之行的目的，除了体验异国文化，也为了顺便缓解一下当时的经济压力。1922年夏，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德国马克迅速贬值。
之前的美国之行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入，他要支付前妻及两个儿子的抚养费、救济收入不稳定的妹妹和妹夫，虽然工资不低，但也时常入不敷出。爱因斯坦此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暂时远离一战后德国猖獗的反犹主义。他的朋友、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在1922年6月被极右分子暗杀，他作为最著名的犹太人打算尽量减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1922年12月22日，爱因斯坦给蔡元培的信中解释道：“虽然我本人极愿意并且还有我们互相郑重的约定，但我现在不能去中国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了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猜想你们是不打算践约了。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同济医工学校任内科学讲师）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不一致的报酬条件。我也因此猜测先生不情愿履行诺言。
”为此，爱因斯坦把原定访华的时间安排给了日本。因邮路拖延，直至收到蔡元培12月8日写来的书信，他才知道是中间沟通出了问题，但已无法追改旅行计划，只希望“这种因令人遗憾的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能有补偿的机会”。
爱因斯坦在日本六周的访问，不仅促进了相对论在该国传播，对其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还改变了日本人的科学观，间接促进了日本科学研究的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对一代日本青年的熏陶和启蒙。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目前已有27人获奖，物理学领域最多，达到11人。特别是爱因斯坦曾经发表演讲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几所大学获奖者最多。方在庆认为，这与爱因斯坦思想的熏陶与传承不无关系。
爱因斯坦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看到日本快速步入现代化、非常勤奋地学习西方这种亦步亦趋的潜在风险，他警告日本不要受西方过度影响，更不要屈服于西方的影响。虽然爱因斯坦并未访学中国，但他的科学思想在中国仍然具有影响力，并影响了许多中国人及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受过爱因斯坦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爱因斯坦对两人合写的两篇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非常感兴趣，就让助手请两人到办公室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事实上，有多位中国第一代理论物理学家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广义相对论上，比如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胡宁在引力波发射导致的双星系统衰变方面的研究，束星北在上世纪30年代对统一场理论的研究，都对中国物理学在二战后的繁荣局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遗憾的是，与日本相比，中国本土至今未诞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方在庆认为，这与科学思想没有扎根不无关系。
“如果下一个爱因斯坦来了，我们有实力欢迎；但来了之后，有没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学习和努力，这也很重要。”王鼎盛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