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早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他为中国遗传学研究和教育开创了多个“第一”：建立中国高校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他呼吁保护中国人的遗传资源，促成国家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成立，使中国在世界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他就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
近日，2019全球华人遗传学大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期间，纪念谈家桢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暨谈家桢纪念室揭幕式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界专家和谈家桢先生的亲友、学生等70余人，共同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和蔼慈祥的长者和教书育人的典范。
1936年，谈家桢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次年，面对现代遗传学奠基人、导师摩尔根的挽留，怀着“科学报国”理想的谈家桢毅然放弃国外的良好条件，选择回国。在抗战的烽火里，在大学西迁的辗转中，谈家桢坚持对知识的坚守。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就是当年那里半夜微弱的灯光，点亮了中国现代遗传学的未来。
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70余年，谈家桢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就，他发现的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提供了经典遗传学发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关键论据。更令人敬佩的，是谈家桢对真理的坚持。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国内盛行，它强调对育种起决定影响的是外部环境而非内因，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受到压制。
在当时的环境下，谈家桢不惧压力，坚定地捍卫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真理。
作为教育家，70余年间，谈家桢言传身教、潜心育人，为我国遗传学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1978年改革开放后，谈家桢发现国内的遗传学发展严重落后，欧美已经跨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差距巨大。他不顾动过两次大手术，拖着病躯，远访美国、欧洲和日本，大力加强交流合作，先后推荐学院17位中青年学术骨干去国外访问、进修和合作研究。这些人学成回国，后来大多数成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科的中坚力量。
1979年，谈家桢邀请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老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Bonner带领学术团队来复旦大学开设分子遗传学培训班，系统介绍建立基因组文库、分子克隆等前沿学术进展，为我国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骨干。“当今科技界对生命科学的研究竞争很激烈，惟有人才的优势，才能使中国取胜。”这是谈家桢经常说的话。
1997年的夏天，对中国遗传学界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当时，谈家桢不顾年事已高，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上书中央，阐述保护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加大投入、组织攻关加速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并做出重要批示。1997年9月科技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谈家桢在会上提出要将基因组研究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建议在上海和北京各建立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