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中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后改称系），1921年留美主修心理学，后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学成归国。曾任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还是九三学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是新中国心理学工作和心理学专业队伍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也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关注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晚年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心理学的纲领。
1956年，在校长潘菽的带领下，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全体人员携着家眷，带着全部图书和仪器，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合并，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此后，潘菽一直任心理研究所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这是心理研究所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笔，也是潘菽的一个心结。
1981年前后，中科院的研究生迎来了一波“出国潮”。心理研究所的硕士生乐国安希望申请到美国某大学教育系读书。可导师潘菽却说：“我不能给你写推荐信，因为据我自己的经验，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对中国没什么用。”后来乐国安又联系了另一所大学的理论心理学教授，潘菽读过这位教授的书后表示认同，这才积极帮他争取机会。乐国安理解自己的老师：“他就是这样，坚持出国学的东西一定要对自己的祖国有用。”
1921年春，他登上一艘名叫“南京号”的客轮，抵达美国旧金山，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留学生涯。受“教育救国”思想驱使，潘菽最初志向也是教育学。但一段时间后，他深感美国式的教育未必能解决中国式的问题。那时他与主修心理学的中国留学生蔡翘和郭任远交好，又在教育学课程中学到了一些心理学知识，逐渐对这门新鲜的学科产生了兴趣。
1927年，潘菽回到祖国，被邀请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心理学系工作。该系的前身便是东南大学于1920年建立的心理学系，也是全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此时的潘菽职业已定、志向亦笃，但对心理学本身的思考却时常陷入彷徨——当时全球心理学学派越来越多，著名学者对心理学的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让这个学科简直“不大像一门科学”。
1933年，兄长潘梓年建议他读一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在这本翻译得艰涩难懂的书里，潘菽“隐隐约约地看到心理学的出路所在”。自此，他终生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心理学的思想利器。
1981年前后，中科院的研究生迎来了一波“出国潮”。心理研究所的硕士生乐国安希望申请到美国某大学教育系读书。可导师潘菽却说：“我不能给你写推荐信，因为据我自己的经验，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对中国没什么用。”后来乐国安又联系了另一所大学的理论心理学教授，潘菽读过这位教授的书后表示认同，这才积极帮他争取机会。乐国安理解自己的老师：“他就是这样，坚持出国学的东西一定要对自己的祖国有用。”
潘菽播撒心理学的火种，在自己家族尚且如此周折，在更广泛的中国学界，其艰难更是可想而知。潘菽晚年的学生、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如是说：“曾经的中国心理学，就像茫茫大海间一叶随时可能倾覆的扁舟。有潘老这样一位掌舵者、一面旗帜，始终坚守在那里，坚定大家对这个学科的信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77年后，中国心理学重获新生，百废待兴。年已八旬的潘菽重新挑起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心理学较快得到恢复，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组织的全国评论冯特工作，在1980年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好评，为中国心理学重新走上国际舞台打开了局面。
随着国家日渐富强、社会日益繁荣，漫长时期内一直在崎岖道路上艰难行进的中国心理学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放光彩的时代。但不要忘了，在心理学生不逢时的那些年，以潘菽为代表的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几经起落，始终与时代的治乱和中国心理学的兴衰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