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做导师的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导师资格起正式拉开帷幕。幸运的是，当时我的导师和教研室一批老师们还在，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和优良的品格。于是，在我指导实践中，承接了老一辈留下的经验，也潜移默化地带有上一辈老师的影子。我一面用导师指导我的做法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另一方面也在尝试探索自己的培养风格。
由于那时年轻，所以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亦师亦友，不仅学业上言传身教，手把手亲历而为，而且与学生之间容易沟通，共鸣，因此最初几届学生带下来，颇有一种成就感。这些学生与我的感情可谓终生朋友，有的成为大学教授，骨干教师，企业佼佼者，至今仍经常保有联系。进入新世纪后，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导师自身需要不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来作为培养人才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我做到了，且从未间断），另一方面又要求导师以SCI论文作为绩效评价（这一点我也做到了，每年都有）。研究生扩招，就业压力增大，读研的目的也变得复杂，由传统的学术型变为功利型，不那么单纯了。就业也与导师的因素不大了（市场化使导师的推荐权淡化）。
在功利的驱使下，有少部分具有天分和努力的学生仍然可以做科研，但多数学生在压力下选择“逃避”，混文凭走人。老师的投入得不到“回报”，加之代差的形成以及师道尊严的丧失，使师生间的“隔阂”逐渐形成。作为导师，责任心不等于能力，水平不一定换来认可。随着年龄增长，有些观念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但你不不可能要求近60岁的导师仍具30岁的心脏和精力（导师黄金年龄段是35-55岁，我已超过）。
随着身体的衰老，眼花手乱，思想落伍是必然的，不要期待我们在“影响因子”上与年轻导师一比高下。同时，学科的发展已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思想、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了，只能哀叹心有余而力不足。发挥余热，为国家再培养最后的几届学生，放手让学生们在科学的海洋中自由遨游，也许是准“退役”导师们最后的拼搏与坚守。一时拥有不代表天长地久，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时间无限，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抗拒的。能做到各领风骚十几年就不错了。看到几十位博士、硕士过得安好，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回报呢？问心无愧足矣，用不着太自责。学生的情况是各异的，好学生可遇不可求，那是造化，更是上天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