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遗址。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8万多人死亡，37万多人受伤，4500多万人失去家园，上万亿元财产损失。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全国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震撼和伤痛。
“回头看，正是2008年，拉开了中国进入地震活跃期的序幕。”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海兵说，而汶川大地震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我国的自然灾害研究、监测、预防和重建体系。
“出乎意料”“闻所未闻”，是李海兵对汶川地震的形容。短短90秒内，龙门山的两条大断裂——映秀—北川和灌县—安县断裂分别产生了约270千米和80千米长的巨大同震地表破裂，与此同时还沿其他断裂产生了地表破裂。
对地质学界来说，汶川地震提出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两条同时破裂的断裂带具有不同的运动学性质？为何很短时间内断层破裂如此长？破裂是如何传播的？汶川地震是如何发生的？下一次这样大地震会在哪里、何时发生？
面对这些重要科学问题，中国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科学家们发现，与一般大地震后断裂的缓慢愈合不同，汶川地震后深部断裂愈合很快，提示该地区正迅速地积聚能量，而这可能在为下一次地震做准备；他们还指出，鲜水河断裂带中段康定地区可能是未来大地震发生的高风险区……这些成果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布后，都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
“10年来，地震在全世界带来了惊人的伤亡和损失。深入认识地震，已经成了全人类的重要课题。然而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李海兵说。
从教训到启示，从启示到行动“汶川地震之后，国内外地震科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不仅构建了这次地震的构造模型，也发现了很多客观现象，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说。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活动断层控制着严重地震灾害的空间分布。
针对这一现象，中国地震局进一步推进城市活动断层探测，目前已经在近百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完成，还有十多个城市正在开展探测。这些探测结果都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土地规划和建设。
同时，在科技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下，地震系统一直在开展城乡1/5万活动断层填图工作。目前已经确定了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和天山地区约130条主要活动断层的空间位置，为国家重大工程选址、大地震危险性预测、大陆地壳变形动力学研究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参考。
徐锡伟同时指出，中国处于多个板块相互作用的地带，活动断层数量众多，单靠地震系统的技术力量远远不够。为此，地震局牵头，在系统总结活动断层探测工作内容、技术路线等基础上，起草制定并颁布了《活动断层探测》国家标准，以吸引有相应资质的科研机构和专业队伍一起来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预计今年10月1日起，这项标准就将正式实施。
不仅如此，中国地震局还申请制订《活动断层避让》国家强制性标准，目前已经立项。“一旦有了这项国家强制性标准，各行各业在建设过程中就要主动避开活动断层，这将在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徐锡伟说。
救灾与重建的10年升级路10年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崔鹏参与了汶川、芦山、九寨沟等地震后地质灾害的考察、研究与减灾工作，见证了中国在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时越来越成熟的应对方略。
比起汶川大地震时举国体制的救灾与灾后重建模式，从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再到九寨沟地震，越来越注重地方政府在应急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发展了应对不同规模和损失程度的减灾模式。
在崔鹏看来，这种由“大”到“小”、由“上”到“下”的变迁，体现了救灾与灾后重建的分级管理和责任主体分级机制，也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统筹中央和地方资源，实现精准救灾和科学重建。
把灾后重建和产业优化配置与升级结合起来，把灾后安置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防灾减灾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崔鹏说：“这些年来，我国在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应急救援、灾后重建和灾民安置等方面不断总结经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模式，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作用不可小觑。通过对灾害动力学过程的深入认识和较好模拟，人们可以准确描述灾害危害的范围、性质和程度等；根据破坏能力与建筑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计算出具体到每一栋房子的危险性和易损性，进而支撑精准的灾害风险管理。
崔鹏说：“我们正致力于灾害形成和灾害链演化机理的研究，探索潜在灾害预测和气候变化条件下未来灾害风险分析，研究风险评估、风险规避、应急救援、风险管理的科学减灾体系，为实现防灾减灾‘三个转变’提供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