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德国慕尼黑，一个北风呼啸的雪夜。王红阳终于盼来了那阵敲门声。打开门，只见一位个子小小的老先生，头发、眼镜、衣服、鞋子上都落满了雪花。这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正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他来不及掸去身上的雪，就对王红阳说：“我来看望你，也想请你回国。”2021年5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举行。
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著名肿瘤分子生物学家王红阳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了自己跟恩师吴孟超的故事。1987年，还在长征医院工作的我被借调到第二军医大学举办的中—德医学协会年会，做会议秘书工作。会后，担任大会中方主席的吴孟超先生找到我，说有两个去德国留学的名额，他和他的老师裘法祖先生联名推荐我去。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就问他为什么。
吴老说：“这次会议，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外语水平不错，工作认真细致，科研思维也好，我们的肝癌研究需要你这样的苗子。”我这一去就是8年。1996年的一天，我还在德国马普学会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说他在德国刚开完会，要来看看我。那是一个大雪天，气温已经低到零下20多度，大风呼啸，路上都是冰雪。吴老从下午4点出发，一直到晚上10点才到我这里。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全身都落满了雪花，已经近乎一个雪人了。他一见我就说：“我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想把你请回国，或者能以不同的方式为学校做工作。这次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原来，吴老当时正在国内建设一所全新的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个医院的前身，只是上海长海医院的一个小科室。因为医术精湛，科室在上海甚至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但越是这样，吴老就越感到难以满足全国各地病人的需求。
吴老常常讲，全世界有一半的肝胆肿瘤病人都在中国，小小一个科室，救不了这么多人。于是吴老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在组织和领导的支持下，先是以“院中院”的形式，在长海医院内部成立了一个肝胆外科医院。3年后，也就是1996年，又成立了单独列编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老来找我，就是希望我能回去，为这所新成立的医院做些事情。我的主要工作是肝胆肿瘤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吴老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他常常说：“肝癌只靠开刀不行，要做更多的科学研究。”“如果搞不明白肝癌的发病机理，就算把肿瘤切除了，也还是会复发。”他亲眼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心想帮助病人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一家外科医院里建立好几个实验室，支持许许多多学者在这里做科研。尽管在德国还有一些课题没有完结，指导的学生也还没有毕业，但我很快就选择了回国。
最开始两年，我必须中国、德国两头跑，工作非常忙碌，常常在实验室里待到深夜。这些吴老都看在眼里，有时他会亲自送来一篮水果，或是让他的秘书来给我送点吃的。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后来，吴老和我在德国的导师、马普学会生物化学研究所教授阿克塞尔·乌尔里希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一拍即合，共同推动成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
借助这个平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经派遣了数十名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深造。对同事、对学生，吴老总是非常关心。但不管是谁，都不能对工作不负责任，更不能对病人不好、浪费病人的钱。如果触碰了这两条底线，他真的会非常生气。那时你就会看到，平时那样和蔼可亲的一个人，眼睛也瞪起来了，声音也高起来了。其实现在想想，他“训人”时的措辞也没有多么激烈，但就是这种对比，让大家敬畏不已。众所周知，吴老97岁才正式退休。
可他还说：“我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可以给病人看病嘛。”所以他其实还一直在坚持出门诊。他真正停止看病，是在自己病倒之后。除了看病、开刀，我们不知道吴老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他说过，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从小就靠割胶讨生活，没有什么爱好和才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一夜，包括我在内，20多名学生、工作人员和他的亲属都在病房里轮流值班，陪伴着他度过这最后的一段时光。
我们都知道，没有吴老，就没有我们脚下的这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没有我们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他是开拓者，也是领路人，在我们心里，他从未走远，也不会走远。他要看到中国人甩掉肝病帽子，他要看到健康中国胜利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