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学教师就像陀螺一般围绕着管理指挥棒旋转，试图紧跟管理者的期望和要求。然而，糟糕的是，速度的提升并没有为教师们结余下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反，加速带来的是进一步加速。在被“内卷化”裹挟的当下，我们很有必要去讨论一下学术工作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教师评价要关注时间维度。
从本质上来说，学术工作应该是“慢”的活动，不应该出现大学教师们不舍昼夜地“奔跑追逐”乱象。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一次有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说，创造性的思考是强迫不得的，他需要热情，更需要灵感。灵感只有在它自己愿意来的时候才来，而不是我们想叫它什么时候来，它就能来。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做一些创新性研究成果时，单靠熬夜是熬不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灵感，而灵感需要时间慢慢供给。教学也是如此，它有赖于师生之间深入的互动，有赖于长时间的耳提面命和言传身教。
不管是教学还是科研，究其实质而言，其都属于学术工作的一部分，在时间上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关注的是一种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表现在工作与生活的时间是相区分的，即不会让工作完全充斥业余时间。如今，高校教师即使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还在伏案写本子，这表明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其实已完全纠缠到一起。
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是以学术兴趣和能力为导向进行时间规划的，教师可以通过预约和计划机制来协调时间冲突，能够容忍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随机性与偶然性，可以进行较长的职业准备和持久的职业发展。
随着教师的学术工作日益被纳入科层管理的范畴，绩效指标和其他代表学术工作相对价值的方法逐渐成为教师劳动管理的核心。如科研管理上的“项目制”、教学管理上的“学时学分”。
它导致的结果是科研工作越来越碎片化，我们很难沉浸在其中，花很长的时间做有创造性、突破性的研究，而是更愿意做零敲碎打的小论文、小研究，追求数量上的累加。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愈演愈烈，当中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时间是常量，科研可以给教师带来更多回报，从而导致教学工作被弱化，甚至使得在教学中出现了“水课”。
科研的项目化管理和教学的消费者倾向，使得大学教师“慢”的学术生活被打破和肢解。或者说，被项目制或消费主义文化的相关原则、规则、技术和程序殖民化，从而形成了对于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而言的“目的—手段”合理性新“铁笼”。我们似乎看到一些东西有章可循，让我们朝某个方向行进，但又使我们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时间和学术工作的关系就是如此。
如今，时间处于加速化的阶段。有人会问现在的“时间”是什么？
它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异化，最典型的是一些信息技术和电子手段的使用，在高校的教学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简单来说，从前校领导找某位老师而不得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但如今电子设备密布，教师总能被找到，所以教师的工作随时随地都会被人提醒，你要去做什么，这也导致教师普遍面临着时间紧迫的问题。
这种时间紧迫与整个教学科研管理有关，特别是发展到后来，“管理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批评员工自发开展工作带来的效率不高等状况，崇尚竞争和强化绩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各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增加特定的数量，一旦规定时间期限内无法完成任务，教师们就会感到焦虑不安，进而想方设法加快速度，以期跟上时间的步伐。速度和效率正成为成功学术人的显著标志。
换言之，当你和其他人相比，在同样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少、质量差，说明了你技不如人，是需要被淘汰的。回到学术工作本身，“加速文化”使得单位时间里可计算的学术产出（如论文）大幅增加。有了论文数量，还要看论文登载期刊的影响因子、论文的被引率等。最终我们会发现，研究的创新已不重要，服务于人才培养也不重要，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同样不重要了，学术工作成为了学者们的小圈子游戏，即研究的内卷化。
要发挥管理制度的发展性功能，就是在维护学术工作的本质特征和以教师为行为主体的前提下，精心制定各项管理制度，让管理制度不再是学术工作和教师主体的外置束缚，而是形成一种友好且有支撑性的制度环境，真正促进并推动教师学术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