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是会死人的，国外每年都有很多流感导致死亡的案例。”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李林所说的话题与两会前在新媒体平台备受关注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有关。文章不仅颠覆了人们以为流感“不碍事”的错误认知，更将人们求医问药的窘迫展露无遗。其中，面对侵害人体健康的病毒而无药可用，更是激起了不少人内心的担忧。
病有所医是大众内心的朴素愿望，殊不知谈到国内的医药研发，代表委员却都避不开一个“难”字。
“研发一种药物是非常艰难的，往往需要20年的时间，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说。在王松灵看来，药物研发周期长已经成了企业在新药研制方面“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拿感冒来说，因为病毒老在变异，还没等药物研发出来病毒就又变种了。企业从经济效益等各方面考虑，就放弃了。”
医药企业不愿花费时间、精力投入药物研发，而科研机构也面临着因支持不足研究滞后的困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吴清平以不久前爆发的流感为例介绍称，“那次主要是乙型流感Y亚型病毒，而我们现在使用的疫苗并没有覆盖这种病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没有提前量。”吴清平所说的“提前量”，事实上就是研究未超前于应用，而是“追着需求跑”。
医药企业不愿投入、科学研究也滞后于现实，在代表眼中，因研发周期漫长、投入不足的药物研发，恐怕需要国家给予更多支持才能补上“欠的账”。事实上，国外在药物研发方面，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系统的药物研发流程，也具有种类更加多样的药物产品，其经验值得借鉴。“但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中药，也有很多好的治疗方法，可以发扬光大。”王松灵补充说。
王松灵认为，针对危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比如癌症、SARS，可以作为国家行为进行适当支持。不过他也坦言，像普通感冒这种，国外也没有花很多经费来研发相关药物。然而，医药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因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一举一动都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担忧的就是，因为医药研发能力不足，令百姓就医体验差，更令医生深受舆论压力困扰。
所以，作为一名从医药卫生界到科协界的“老”委员，刘玉村今年呼吁的仍是加强药物、医疗设备研发。“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卫星上天、高铁在轨、大船远航，但在中国的医院里运转的医疗设备，却几乎没有中国的产品，这些高端的医疗设备，基本都是通用、西门子、飞利浦、日立等外企所生产的。”刘玉村以医疗设备为例解释称，检查费、材料费、药费构成了老百姓看病最贵的成分，但这些钱大都被外国企业拿走，医生却背负了骂名。
“医生看病的时候经常问病人，你是用国产还是进口的？。”刘玉村坦言，就医过程应当体现人文关怀，因为国内药物、医药设备研发不足而令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感受到了类似商业行为的体验，最终带来的便是医生“不受人尊敬”的社会问题。所以，他呼吁，国家应加快研发国产药品、医疗材料和高精尖设备，摆脱受制于人的现状。
“当有一天我们的医生不用再问病人，您是自费的公费的，有没有商业保险，用国产还是进口的时候，我们中国医改才算是成功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