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先生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我曾和物理学家邓稼先、彭桓武、周光召、于敏等人一起在“九所”工作，亲眼见证了杨振宁先生和九所的几则故事，现在一一讲来。杨振宁和邓稼先曾是多年的同学。邓稼先自美国回国后，多年隐姓埋名，杨振宁相信他是献身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了。1971年8月，杨振宁访问北京，他见到了阔别22年的邓稼先。
他是带着一个问题见老同学的：是不是有一个美国女科学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在杨振宁8月16日离开上海回美前夕，他收到了邓稼先的一封短信，说他已证实，没有任何美国人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这封短信给了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动，一时热泪盈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激光家族中，出现了一种特殊原理的激光。
它不是来自原（分）子中束缚电子的跃迁，而是加速器中的自由电子束经过周期性电磁场产生的受激辐射——自由电子激光。杨振宁先生意识到这种激光发展的前景和意义，上书国家建议重视和发展自由电子激光。当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含九所）基于加速器技术已开始了自由电子激光的实验研究，中国科学院也组织了这方面的研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把自由电子激光列入研究，北京大学也努力推动这项研究工作。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国家“863计划”在香港组织了“科技创明天”的展览，向香港各界介绍内地的科技进展，其中就有自由电子激光研究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到现场观看，为这个项目助威。
九所有一个发展史的展览，杨振宁先生曾来观展。其中，介绍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压紧型（而非压拢型），并配有聚心冲击波的图。这一点使杨先生有些意外。他知道，压拢型要容易得多，但核材料的利用效率要低得多。压紧型显然先进，但为此要产生高度中心对称的聚心冲击波及与之相匹配的中子源。他强调这很不容易。在第一颗原子弹时，就做到了这一点，说明我国核武器的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003年，《邓稼先文集》出版，九所为此召开了首发式。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先生和杨振宁先生都出席了。文集中有许先生撰写的内容丰富的前言。文集的封面有杨先生题写的“邓稼先文集”字样。他还为文集写了代序“邓稼先”，代序的几个小标题是：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两弹元勋；邓稼先与奥本海默；民族感情？友情？；“我不能走”；永恒的骄傲。
这几年，我整理了自己几十年来公开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书。首先是一本《核物理与核军控研究》，出版后我送了一本给杨先生，他收到后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他写到：“I had heard that you ha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defence, but had not known that you had also made contributions to non-applied physics……”（我知道你在国防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没想到的是，你在非应用物理领域也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杨振宁先生九十华诞之际，在清华大学举办了学术报告会。那天，杨先生不仅出席了，而且自己上台做了学术报告。身体健康的他，站在台上做了报告。我记得他讲到，如果让他再选专业，他可能选数学。物理学中的很多问题没有解，还是卡在数学上。他还讲到，举国体制适合大型工程，如“两弹一星”、抗震救灾……等，但不适合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