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一拍，有了；胸脯一拍，定了；大腿一拍，糟了；屁股一拍，溜了。”这段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一些政府官员“炮制”政策的过程。但随着政策议题对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公众和媒体对政策背后的事实依据也要求越来越严格，迫使政府开始思考政策制定如何更加科学，如何使政策更有效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服务，如何最大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近日，“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中英比较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多位科技政策领域的专家济济一堂，探讨中英两国政策制定过程及证据支撑的经验与问题。
英国政府是这一政策体系形成的重要倡导者，早在1997年，布莱尔政府就提出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理念；1999年，英国政府在《政府现代化》白皮书中，明确要求政策应该是“前瞻性并基于证据的，而非迫于短期压力并不针对症状的解决方案”。
“我们国家在一些领域，存在着‘懂的人不说，不懂的人瞎说’的现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李航坦言，“再加上媒体的炒作，使公众不能获得全面信息，不能理性、客观地认识问题。”
中国的政策制定，并没有特别提出“基于证据”的理念，但在各个环节中，往往强调调研、分析、讨论和交流，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这些环节都离不开科学家的参与。比如最近几年热门的页岩气，中国和英国都处在探索阶段，政策制定的经验和数据不足，因此需要科研院所、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