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上看到政协一号提案“让市场决定科技资源配置”。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提法，在中国，这是一个急需的政策。在美
国，基础科研靠政府，应用技术的推广则有社会（市场）资金跟进；而在中国，两者没有明显区别，政府管得太多太死，
市场无从下手。所以，我认为九三学社的这个提案很有历史意义。
提案的第一条，以绩效为导向，建立健全针对不同创新活动的分类评价机制，改进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我的理解就是切割
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对接口。所谓“项目贷款制“就是一份产业化的军令状，让那些有信心，有能
力的创新创业者领取军令状，有本事市场上见。第二，推进应用型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以及研发成果资本化。就是让
社会和市场的无形的手来接替政府的有型的手。第三，加快构建跨部门的、共建共享的国家科技信息系统。第四，对基础
性、战略性、公共性和前沿性的科技项目和平台建设，应由政府直接投入，但要加强统筹，避免重复低效立项，而具体实
施可交由第三方负责。第五，释放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不要搞很多人才项目给人才“贴标签”，要让真正有创新能力、有
创新意识的青年人才通过竞争脱颖而出，逐步形成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使用、晋升和利益分配机制；实施一些特殊的激
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政策，如科技人员依靠财政资助项目的成果进行创业、知识产权可完全归创业者个人、高校院所研
究人员可在科技企业兼职等。
我认为提案的第一条和第五条最重要。我个人在美国创业的经历可以是很好注释：
1996年，我第一次创业成立Genaco公司的时候，利用学校有关规定（20%时间可以做校外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研发出唐
氏产前筛查和诊断试剂，在社会上找到天使投资人，先后集资两百多万美金。最后公司研发出多重PCR技术并结合液态芯
片技术平台做出一系列感染性疾病分子鉴别诊断试剂。Genaco在2006年被Qiagen以四千万美金收购。第一次创业，学校没
有要任何股份，通过提供时间和方便，让创业者有机会贡献社会。
2007年我加入哈森啊尔法研究院（www.hudsonalpha.org,一个有政府投入的非营利性研究院）当研究员的时候研发出了新一
代多重PCR技术并申请了专利。为了进一步产业化，我在2009年成立了一个holdingcompany(控制知识产权），把技术的独
家使用权转移给这家公司。研究院（公家）投入了近三百万美金研发技术，做为交换，我给研究院五十万美金另加大
概5%的股份。我拿到技术以后在社会上再集资一千多万美金，并已经用这项技术创办了两个公司（www.iCubate.com,
www.iRepertoire.com)。两个公司在市场上的价值都在五千万以上，雇佣三十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已经产生客观的销售而
且逐年翻番增长，今后几年，会有更显著的社会价值产生。政府的钱用来搞科研，社会的钱用来搞产业化。产业化成功
了，带来的就业机会，税收，这些又成为政府投入的间接结果，间接效益。
可是，我的这两次创业，这样的技术转化在美国是可能的，而在今天的中国就不可能。因为“公家”投入研发出来的技术
不可能那么“便宜”地转让给公司和个人，市场接手也不会那么天衣无缝。
如果我是在中国某个研究院里的研究员，研发出技术以后要产业化，成立公司，研究院会代表国家控制80%的公司股份。
这样做看上去是在对纳税者负责，不让国有资产外流，而实际上却把产业化的路子堵死了。因为，产业化需要更大一笔投
入，需要在社会上找钱来做临床验证，做生产，做报批，做市场。可是如果公家的股份已经占了大头（80%）,那社会资金
就很难进入，创业者的热情也很难有保证。
所以，我认为九三学社的这个一号提案非常及时，也非常有必要，这是给科技创新者“松绑”的一个好策略。把国家投什
么（基础科研），市场投什么（成果转化）的角色划分搞清理顺，是促进创新创业的关键步骤。
国家投入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时候尽量放权，直接效益是科研成果，间接效益是增加就业机会和创业成功后产生的税
收。这样松绑的结果就是“让知识产权飞一飞”，让市场资金迅速接手做产业化。只有产业化成功了，政府的钱才不白
投。这样才能形成正循环，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