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家与科学事业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日期: 2015-09-04 23:30:42

本文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叶铭汉的参军经历、中央研究院在抗战期间的坚守以及新中国兵工事业的发展历程。

叶铭汉,中国工程院院士、物理学家,90岁。19岁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青年远征军,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暂编汽车第一团。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政府决定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动员和鼓励高中、大学生从军,征集十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当时,叶铭汉正在西南联大一年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征召让他动了心。

过了一两天,同屋的王恕铭决定报名参加青年军,让本就没有死心的叶铭汉最终决定报名参军。叶铭汉参军后被编入炮兵营,后来又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暂编汽车第一团。

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成立,成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现代科学体制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从此,中国科学界无论在学术组织,还是在科学家个人的研究事业方面都迅速发展起来。

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率先成立;化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设立;动植物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次年成立,这些研究所主要设立在南京和上海地区,集中了民国时期科学与人文之精英。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战争打破了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但更坚定了科学家科学救国的信念。

为了不做亡国奴,保存科学火种,完成未竟的科技事业,中研院奉命西迁至昆明、重庆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

新中国的兵工事业,行进得相当艰难,但也一步一步取得逐渐积累起来了成绩。1981年,在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时,我到京工附中做教学实习,任高一年级一个班的副班主任。班上有不少同学,家长都是北京工业学院的教职工。或许由于家长的熏陶吧,有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也到军工部门工作。

有一年,适逢中国兵工建立50周年还是60周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有关中国兵工的知识竞赛。我在电视上看到当年京工附中我实习的那个班上,就有一个女生代表她所在的部门参加比赛。那时她已是一名现役军人,在兵工部门工作。北京工业学院最早建院时是在车道沟,后来迁到巴沟,即现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位置。原来车道沟的校址让兵器工业部下的一个研究所使用。而著名的兵工老人吴运铎就在这个所里工作。

京工附中原来就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就在这个所的旁边。我读初中时,学校还请过吴运铎给我们做过报告,那时看样子应该有五十岁上下吧。

从2002年,我国开始对国防工业企业进行调研,主要是航空工业企业。在此之前的若干年,国家对于军工企业投入不多,军工企业都非常困难。我第一次去的011基地,也同样如此。企业拿不出钱来给员工开支,也拿不出钱来研发新的型号。

后来好说歹说,从好几个银行贷款了几千万,才有力量研发新的教练机型号。第二年,去012基地,情况比011基地略好一点,因为他们那好歹有个运八型号在生产,而且有少量的出口业务。2004年去了601所,军工的企事业单位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苏-27的引进,给中国飞机的设计人员有很大的启发,国家也舍得花钱投入,国家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601所的研发人员干劲十足,明显地比前些年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2005年去齐齐哈尔的时候,建华厂与和平厂也只是刚刚走出低谷,但情况已经向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企业的困难还不少,职工收入还远不能让人满意。但企业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职工们也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大家的劲头都还很大,认为企业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2006年去西安到631所调研。他们是为歼10飞机做控制系统的。

歼10的成功是我在2007年到成都611所调研时才有了更深的体会。所办主任和企管办负责人向我做了详细的介绍,让我了解到他们研发的不易和取得成就的辉煌。企管办负责人告诉我,当一个现役飞行员试飞歼10后,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是:“他妈的,这才叫飞机”,我听出了飞行员的兴奋与喜悦。

后来,国家对于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投入逐渐加大,新的型号不断地被研发和生产出来,我们的国防体系不断完善,不断提高,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兴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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