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动物所）标本楼四层的兽类标本馆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位白发老人，他或是研究标本，或是给年轻人答疑解惑。这位老人就是冯祚建，我国著名的兽类分类学家、动物所研究员。直到今年3月20日突然离世前的一个月，85岁的他还满怀热情地在标本馆工作。这是一个把分类学融进自己血液里的人。可他终其一生的付出，仍敌不过传承的断档。
20世纪60年代，初上青藏高原，冯祚建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此后，他平均每隔一年去一次，主要都在青藏高原，前后正好30年。在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间，冯祚建担任动物组的小组长。标本是动物考察最直接的凭据，冯祚建的主要科考任务就是采集标本。在高原上的每一天，冯祚建都是早出晚归，傍晚背上几十斤重的鼠夹并将其放置于野外，第二天一大早，趁气温升高之前再把猎获物全部收回来。
1988年前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出国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位从事小型动物分类的科学家看了冯祚建写的文章，大为赞赏。他主动向冯祚建伸出橄榄枝，盛情邀请他到美国工作一年。可此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孙鸿烈正在组织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的科学考察，对于这片区域，冯祚建还没有涉足。冯祚建觉得自己必须为国效力，如果同行不是看到了他的文章也不可能无缘无故邀请他访学。
20世纪90年代以后，年过五旬的冯祚建开始减少野外科考的时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培养后辈上。杨奇森在成为冯祚建的博士生前，已经在原中科院西北高原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常在青海一带开展野外研究。因此，杨奇森是带着明确的问题进一步攻读学位的。在他看来，导师冯祚建更像是一位工作上的大前辈，有问必答，倾囊相授，但绝不干预他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分类学人才断档现象凸显，这门传统的学科开始走向没落。当时的动物所也遇到了这样的困境。能做脊椎动物分类学研究的人才出国了，年轻一代无法独当一面，面临退休的冯祚建根本离不开他的工作岗位。他就像正式在岗人员一样，每天坐着公交按时上下班。日常标本鉴定、野外标本鉴定、海关查获物种的鉴定，来者不拒。
2007年，冯祚建和动物所其他12位平均年龄72岁的老科学家接下了一项高难度的工程——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在几千年中国古代大地上有多少动物物种曾与我们祖先同在？中国古代动物学缘起哪朝哪代？又为现代动物学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老先生们需要在中国有文字以来至1911年间浩瀚的古代文献中捕捉动物信息，将寻觅到的动物踪迹进行鉴定和考证，并把它们一一对应到现代动物分类系统中进行整理。
2022年3月20日离世的冯祚建何尝不是心愿未了？20多年前，由他负责的《中国动物志》兽类部分的其中两卷至今尚未出版。退休后，已经过了课题申请年龄的冯祚建本不必担起这项重任，无奈人才凋零，不得不“上”。就在编研过程中，他还因为一次出差突发大面积心梗，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才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