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作为中国推行医疗改革的一个先行试点，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设了一家有着2000张床位的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医院）。华裔医生朱知梅，1954年出生于上海，1957年随父母到香港，1980年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完成实习医生训练后，在英国行医32年，成为一名血液科顾问医生，任职皇家利物浦医院医务总监。2012年接受港大医院邀请回中国担任该院大内科主任。
除了32年的专业准备，决定接受这一人生中重大挑战的朱知梅，开始学习普通话，此前他只能听得懂一点普通话。朱知梅规定自己每天看CCTV，CCTV有新闻、有关于医疗的电视剧，而且所有节目都有中文字幕。他约在英国做科研的中国医生朋友每周吃一次饭，交换扮演医生和患者问答。
2020年，朱知梅写了《我在中国当医生》一书，诉说他作为一名在西方国家受训的医生自2012年起在中国行医所获得的真实的感受，他剖析中国与西方医疗制度的异同，并对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作出思考与展望。
海外可能只知道医疗水平美国好、德国好、英国好，中国好不好并不知道。回中国这8年多我感受到中国医疗科研水平非常不错，举个例子，我是血液科的，在英国，有时需要给病人查几个比较重要的基因，看白血病风险的高低，我到中国后发现这里可以筛查很多基因。
中国的医疗水平很高，和英国差别不大，但英国国家小，整个国家人口没有广东省多，医疗服务全部由国家资助，所以医院与医院的差距小。但中国地域太大，发展不平衡，医院与医院的水平有差距，所以病人都想要到三甲医院去看病，这就产生了矛盾。
发展全科。在英国有家庭医生，英国的家庭医生对一个家庭有多年跟进，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了解。比如我们一家三口，我的睡眠不好、血压高，我儿子什么时候需要打疫苗，他都知道，他可以根据情况给你开药，或者给你转诊到专科。家庭医生就是为英国医疗“守门”的。全科医生有点类似家庭医生，可以提高效率，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找专科看病。
造成医患矛盾突出有几方面的原因：消费主义心态、网上信息泛滥、医疗失误和医患之间沟通不足等。我认为医患充分沟通是最容易也最经济的解决方法。比如我们血液科有白血病患者要做移植，风险非常大，有可能会失去性命，就必须事前进行充分的沟通。
中国医疗的发展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在今天这个先进的医疗保健时代，人们只要付得起钱就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大问题。国家资源要跟上现代医疗保健需求是不可能的。中国采用的是公私合作的模式，这就可以取长补短，在人民需要和付款能力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有效提供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