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导师有三位，Gary Ehrhardt, Alan Ketring, 和 Silvia Jurisson。之所以有三位导师，里面有点特殊原因。
读博士开始时只有 Silvia 是我的导师，但一个学期以后我决定离开她的实验室，到密苏里大学核子研究中心(MURR)担任医用同位素和放射药物生产部门的主管，当时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被选中，对我这个（刚硕士毕业）二十几岁的“外国人”来说，担当一个技术部门的管理工作是一份挑战，也是难得的机会。
当时跟 Silvia “请辞”时，她很惊讶，也颇为失望，但她还是帮我认真分析了形势，建议我不要放弃学生身份，可以每学期注册3个学分，做她的半日制研究生，至于博士课题可以结合全日制工作岗位上的具体项目重新定，她建议由 MURR 的放射药物研究组的两位 Senior Scientists，Alan（也是 Silvia 的师兄）和 Gary 共同担任我的导师(Co-Advisors)来指导。
我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便遵照执行了，于是乎就一口气跟了三个导师，被三驾马车拖着的感觉是很过瘾的！
这三个导师中 Silvia 最年轻（估计比我大十多岁吧），但人比较严肃，说话从不绕弯，也不留情面。
当时她刚从 Bristol-Myers Squibb 做了5年的科研到大学担任 Assistant Professor，做事带着工业界的雷厉风行的劲头，因此我和她的其他两个弟子有点心中惧怕这个导师，我常借工作较忙之故不到 Silvia 的办公室请示汇报，估计躲过了不少批评。这次在 Silvia 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是我们师生之间最长的一次交谈。
十几年没见面，老师变了很多－话比以前多了，笑容也多了。但不变的还是师生关系，她一个劲地跟我讲述如何给本科生上大课，如何调动课堂上的主意力，如何出考卷，还翻出一堆考卷来现身说法－全然不顾她面前的学生也已经是当了多年老师这么一个事实。坐在导师对面，享受着重新当一回学生的滋味－有老师指导的感觉真好！
在当年 Silvia 的几拨学生中，估计我是个令她难以“定位”的学生。
因为我跟另两位导师在工作上是同事，平起平坐（我管理的实验室和人员的规模要比他们更大一些），平时私交又很好，在一起时勾肩搭背，嘻嘻哈哈，相当欠缺师道尊严。Silvia 对师兄 Alan 和比她大半辈的 Gary 非常尊敬，如此一来我们之间就像转圈子，我一见 Silvia 就诚惶诚恐，Silvia 一见我的另两位导师又毕恭毕敬，而这两位导师对我又是百依百顺，多么别致的师生关系！
Gary 是整个 MURR 可能也是整个大学水平最高的核化学家，在科研上极具天赋，但他更像是个老顽童，酷爱摄影和做航空模型，科研和生活都是“发散式”思维。他和我办公室相邻，经常不管我有多忙，会突然跑来跟我大讲某个摄影作品的技术参数或者新的飞机模型材料的性能，当然我也在他讲得心满意足之际及时提醒他的本职工作，他会如梦方醒地转身回去干活。
他有极高的智商但情商稍显不足，常为一些小事气得一蹶不振，生活上也缺乏条理，我这个做弟子的便负起“开导”甚至是“督导”他的责任，所以我们是“互相指导”的关系。他对学生很爱护，对我就“宠”得更多一些。
三个导师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 Alan，他比较有全局观，常能对我的工作和人生提供建议，不过他也常来借鉴我这个弟子的东方式的思维，遇到工作上棘手的问题，他会把他知道的信息摆出来，让我帮着出谋划策。
尽管我和他不是一个部门，他的很多工作都是我帮着干的，甚至重要的文件和信函有不少是我帮着直接起草的，他后来能当上了 MURR 的主任，管理150多号人的研究中心，我这个做弟子的也是有一点汗马功劳的。这次做报告生化系特意让 Alan 来介绍演讲嘉宾，他少有地穿起了西装，系着当年我送给他的一条领带，用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介绍了我当年工作中的丰功伟绩－几乎就是像念悼词一样的详细。
当然让我最“稀罕”的还是他结束时的那句话－下面我请贾伟教授，也是我最好的学生、最优秀的同事、我的亲密朋友，来给大家 present……。很多年前我曾经讨教过 Gary，问他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的老师。他的回答很简单，能让学生既尊敬又喜欢就行了！话说得简单，却不容易做到，我至今还没做到这一点。当年的 Silvia 我很尊敬，但不够亲近；而 Gary 和 Alan 很让我喜欢，却没尊敬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觉 Silvia 多了一份亲和，同时也发觉我对 Gary 和 Alan 的喜爱尤甚于前，不知不觉这份厚重的师生感情已经产生出一种尊敬。我这三个导师也许都算不上“顶级”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大师”，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品质－爱学生，他们竭尽全力地指导我们，爱护我们，提携我们。他们几个还有一个共性－情商都不高，不太擅长政治和社交，大家淡泊功名，正道直行，潜心做学问。
人生也许就是应该这样来走的，既然选择了带学生做学问，就应该多一份质朴和宽厚，少一些锱铢必较、急功近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导师们都是“得道”之人，他们走的是一个做学者的应有之“道”！不过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中国的高校只怕很难生存，因为我们的校园里恰恰寂寞的是“道”，而兴盛的是“术”！如果说在国内工作的岁月中我是困惑的，现在回到美国的高校后一切又重新清晰起来。导师们在前，就是一种永远的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