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是个奇妙的玩意。人们通常认为能够影响一人幸福之要素，未必对他人起作用；反之，人们觉得一人本该很是不幸，但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不爽之感，反而成天乐呵乐呵。可见，身份、地位、财富、荣誉等在常人看来是与幸福紧密相连的必备元素，或许只是幸福的催化剂，有时甚至会变为致害之毒药。
那么，幸福的关键在于何处呢？为何很多看似幸福者大吐苦水抱怨自己其实有多不幸，而那些看似本不配有强幸福感者为何幸福指数爆棚呢？
原因只有一个：此人是否做了该做之事。何为“该做之事”？取决于个人如何理解“该”字的概念。“该”字蕴藏着意愿、能力和机遇的集合，有人觉得“该做某事”是因为意愿指引他去到那里，人生追求是重要的推动力，不实现人生理想枉来世上走一遭；有人觉得“该做某事”是因为自己能力超群，理当将资源变现，用此能力证明个人存在；有人觉得“该做某事”是因为觉得自己恰逢其时，出现良机就应该抓住，做“时代的弄潮儿”势所必然。
大多数人的行为抉择，都源自上述三种动机的不同组合。当人们对于意愿、能力和机遇的期待值遭遇到现实世界的阻碍时，不幸福感就产生了。
由于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其意愿大小、能力高低和机遇多少，存在极大差异。但这并不会改变幸福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只要做到了“该做之事”，就能获得真正幸福。
反之，哪怕“富二代”富可敌国，一旦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承担，未能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很好地用于自我实现，那就只是庸碌地过了父辈为其设计的一生。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于我自己打主意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做“该做之事”，代表言出必行，知行合一。
既然知道义之所在，那么对于“该做之事”，是不能随意拖延和推诿的。父母教导孩子、教师教育学生、长官教诫下属，都是责之所在，荒废不得。倘若只是空喊口号而一事不做，那就自动归类到“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鼓舞民心士气时谈道，“光是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没有用！还得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才足！
”这就如同狮子的存在并非是为了猎人的陷阱有所捕获，而是为了满足大自然对于“森林之王”的召唤一样，人活一世，就得做那些自己认为“该做之事”，哪怕会遭遇伤痕累累，也要勇往直前寻找“苦涩中的幸福”。
做“该做之事”，有时需要做事者特立独行，不惧他人非议。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尽可能确保每个人都在既定的条文规范内行事，若有人刻意打破既有的社会格局，必然会为社会所不容。
但社会的进步又往往系于那些“规则破坏者”的“不合时宜”之举。由于“规则破坏者”和“不逾矩者”关于“该”的理解不同，自然会产生冲突，甚至引发血腥暴力。“规则破坏者”并不总是刚毅勇敢，也会产生质疑甚至想到退却逃离，但做“该做之事”这一信念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人的成熟与否，不在于他是否总是做自己喜欢之事，在于他是否做了“该做之事”。时刻牢记着一点，有助于年轻人快速翻越青春的迷茫。
做“该做之事”的背后，重重的责任感起着支撑作用，而非任性占据主导地位。反观有些年轻人，最喜故作潇洒，对于“青春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之类无厘头的洒脱语极为追捧。但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本质是对“该做之事”的不负责任。出走，终归要回来。
如果回来之后那些“该做之事”依旧等待你的回归，而且随着时间拖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紧迫、越重要，那么是应该再次背起行囊逃避责任立刻开始新一轮的“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直面现实老老实实担起责任？当义务和责任都被轻易践踏时，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哪来幸福可言？
做“该做之事”，有一点需要警惕。
那就是当我们明知所做之事不合伦理道德时，但囿于组织压力和长官意志而“装聋作哑”，将为非作歹之举视为职业岗位所赋予的“该做之事”，这样就能将自己从“明知不应为而为之”的愧疚中解脱出来，从而幸福就是做“该做的事”可以心安理得地助纣为虐并美其名曰“做分内事”。在坏的制度设计下，这种场景极为常见，不得不防。像纳粹党卫军头目艾希曼就是如此。
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被他以“军人应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职业信条作为极佳的辩护理由而淡然处之，汉娜·阿伦特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平庸的邪恶”。如果没有道德约束而只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最终只会结出“恶之花”。当然，像艾希曼之流，他们会“视恶而不见”并据此产生出幸福感吗？
“该做之事”还意味着组织分工的重要性。如果老板做了员工“该做之事”，那不仅说明老板没做自己“该做之事”，而且让员工无所适从，同时丧失了从做事中锻炼自己的机会。相反，如果员工做了老板“该做之事”，可想而知，组织的混乱程度已经到达何种地步！之所以会有组织分层、任务分工、计划分块，其目的就在于确保每个人都能最高效地做“该做之事”，并产生最好的效益。当自我效能在工作成就中得以体现时，幸福也就油然而生。
人生的悖论恰恰在于：很多人之所以不幸福，正是因为他们恐惧那些“该做之事”。较之“拼命努力后失败”的痛苦，“不去努力，然后告诉自己，我根本就不想要”，虽然自欺欺人，但其所产生的痛苦，要温和得多。至于是否会心有不安，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有人说，真正的幸福就是问心无愧。做到了“该做之事”，自然问心无愧，自然也就心安。“吾心安处是吾家”。心安之所处，即是家之所在。家不就是“幸福的港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