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近半个世纪的科研生涯，庄文颖已经很少再去野外考察。过去，她的脚，爬过全国26个省区的荒山野岭；她的背，背过数不清的真菌标本；她的眼睛，辨认出过360多个新种。年过七旬，庄文颖的步子沉了，背微微有些弯，眼睛也时常不受控制地流出泪水。她还是习惯性地留着端庄又好打理的齐耳短发，每天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C座4层的实验室，与真菌标本、放大镜、显微镜和她的学生为伴。
她有很多荣誉，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洲真菌学会外籍荣誉会士”；学者们曾以她的名字命名了真菌新属“文颖盘菌属”和细菌新属“海庄文颖氏菌属”；最近，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科协等部门首次联合开展的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中，她被遴选为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但她最看重的，还是最简单的那个称谓——“菌物学家”。
1968年，庄文颖20岁。
响应国家号召，她到农村插队。于是，山西偏远的小村庄里，多了一位爱读书的姑娘。那段时间，只要有空余时间，她一定会抱起书本。1973年，庄文颖等来了机会。她顺利考入山西农学院，并在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当时，庄文颖有两个选择——昆虫学、植物病理学。“不喜欢昆虫”的她选了植物病理学。在边教边学的过程中，她发现，大约70%的植物病害是由真菌引起的，真菌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带着问题，庄文颖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师从菌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余永年，“踏上了真菌学这条路”。那一年，她30岁。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庄文颖工作的一些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那时的科考条件很简陋。行李装备全靠自己扛，他们下了火车要倒公共汽车，下了公共汽车还要想尽各种办法才能到达目的地，许多时间要花在路上。
采集地比较潮湿，他们就要想方设法烘干标本，大家经常把整理好的真菌标本绑在烧水锅炉上烘一宿，第二天再带着烘得半湿不干的标本继续前行。艰苦的旅途却让庄文颖感觉很美好。1998年春节，她带着十几人组成考察队进入广西大龙山，开展热带地区真菌调查。进山之前，大家坐着铁皮船穿过狭长的水库，一座座人迹罕至的绿色小岛缓缓地从他们身边掠过，如诗如画。
那次旅途的终点是一片原始丛林，在那里，庄文颖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盘状真菌新种。
一直以来，时间是庄文颖唯一的对手。“我70多了，真菌学有好多未知领域，我还需要不断学习。”庄文颖说，她不信来生。她依在竭尽全力，尝试着把人们对真菌学的认知边界再拓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