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崔永元。崔永元对在复旦大学发生的舌战作了回应。崔永元明确表示，转基因技术研究无可厚非。不过在监管方面，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依旧未能赢得他的信任。同时，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科普方面的态度，不尽如人意。
《中国科学报》：在复旦大学的那一场争论，引发了又一轮的转基因“口水战”，你现在是怎样的态度？
崔永元：如果就事论事来谈，我并不同意卢大儒的观点。他的意见是，科学问题可以和程序合法性、科学伦理的问题分开说，可是，科学研究怎么会不讲程序、不讲科学伦理呢？所以，卢大儒的问题我到现在都没听懂，不谈伦理，不谈程序，只谈科学，我不知道怎么谈。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样的“口水战”对公众有什么影响？
崔永元：我觉得没有好的作用，这样公众会越来越恐惧。超市里转基因的标识越来越多，恰恰是一种证明。
《中国科学报》：那你觉得科学界该不该作转基因技术研究？
崔永元：当然该作了，必须要作，而且一定要做到国际领先。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转基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困局里？
崔永元：转基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乱局，很大程度上在于相关部门的公信力没有得到体现。我自己对转基因的反对其实是针对违规、乱种等方面的。如果国家层面加强监管，会是很好的一番景象。
《中国科学报》：如果你来做宣传，会怎么做？
崔永元：我举个日本的例子，在对待转基因上，日本其实比我们还保守，但是他们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就不像我们这么混乱。日本也有人很排斥转基因，但是他们跟科学家对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我国的转基因科普应该是什么样子？
崔永元：我觉得不是所有中国科学家对科普都感兴趣。我跟中国作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作过深入的交流，他们本身对转基因的看法没有分歧，谈得好，但是，对于转基因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表达基因，什么叫沉默基因，他们不愿跟我们谈。
《中国科学报》：那你觉得科学家为什么做不好科普？
崔永元：第一，科学家没有耐心，也没有动力。这里所说的“动力”来自于科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如果热爱科学，他们会希望周围的人都懂科学，希望周围的人知道科学。我们的科学家没有动力。第二，他们缺乏作科普的能力。科普是非常难做的。专家和专家对话，特别容易。但专家和普通公众沟通，是不容易的，如果能沟通，那这位科学家是位大家。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科学家应该如何对待科普这件事情？
卢大儒：我长期以来坚持这个观点：科学家应该抽时间来做科普。但并不是说强求所有的科学家都这样做。科学家做科普，本来就应该鼓励和支持。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科学家应该怎样跟媒体打交道、做科普？
卢大儒：一般来说，科学家不愿意与媒体打交道，但是还是要跟媒体做朋友的。当然要谨慎注意，有些媒体有些时候为了抢发稿、抢独家，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错漏和误导。
《中国科学报》：你对媒体人做转基因的科学传播怎么看？
卢大儒：我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但是我总觉得现在媒体，包括媒体人对转基因的报道，对所谓的“问题”报得偏多，而转基因技术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意义，并没有太多进入很多公众视野——或者是没有进入某些媒体人的视野。
《中国科学报》：你现在怎么看你当天跟崔永元的“激辩”？
卢大儒：有人说我是去“砸场子”的，这个理解是偏颇的。我并不是很了解崔永元。我在现场只是想表明我的态度和希望，为转基因发点声。
《中国科学报》：崔永元曾经有过类似“忍受不了谩骂，就做不好科普”的言论，你觉得呢？你觉得科学家有能力做好科普工作吗？
卢大儒：我相信科学家有能力做好科普工作。并不是说忍受不了谩骂就做不好科普。我们可能不是哥白尼、布鲁诺，但我们的科普也有很多层次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要个个都能够去舌战群儒，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修炼到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