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8日至18日，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同志（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率张藜、许向阳、张利洁等赴欧考察了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探索中心、德意志科技博物馆、伽利略博物馆和罗马动物博物馆等5家科技类博物馆。此次访问调研结合“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开展与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酝酿而进行。访问结束后，访问团成员撰写了专门的调研报告，总结访问期间所获得的多方面收获与启示。
该报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刊出。时至今日，由中国科协牵头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建设已获批准立项，更多的大学开始酝酿或已启动建设科学博物馆。现本报经授权转载这份调研报告的部分内容，以期引起科技界广大读者对科学家博物馆建设及其科学文化含义的思考与讨论。
经过8天紧张的旅行，访问团先后对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布鲁塞尔）、科学探索中心（法兰克福）、德意志科技博物馆（慕尼黑）、伽利略博物馆（佛罗伦萨）和罗马动物博物馆（罗马）等5家科技类博物馆进行了充分的调研，系统了解博物馆的展厅陈列和馆藏情况，并就博物馆主题、功能、内容、形式、运营机制、场馆设施、数字化、收藏、展示与研究等问题与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研讨，形成了以下认识。
其一，主题鲜明、专业特色突出是博物馆的立身之本。教育体制内的科学教育无论是传授的内容还是传授的方式都是有限的，而博物馆教育是一种形式和手段都更灵活、内容更为广泛的补充教育方式，因此，应加强引导主题性博物馆的建设，每一个博物馆应做到各有特色、互为补充，充分发挥出在完善、丰富观众的知识结构上所应起的作用。此次考察最为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各博物馆专业特色鲜明突出。
比如说，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古生物见长；罗马动物博物馆则是以动物为其收藏与展示的主题，有已消失的鸟类标本和极地动物标本；德意志科技博物馆至今延续着该馆创始人的理念，即“收藏那些在技术发展史上构成一个重要阶段的东西”；位于法兰克福的科学探索中心，则是以各种各样视觉作品的收藏和展示为其特色；意大利的伽利略博物馆以伽利略的学术生涯及其成就为中心，重现了16—17世纪佛罗伦萨等地区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
主题鲜明、专业特色突出，既可消除不同博物馆之间的雷同感，从建设成本上来说可避免重复和浪费，对于广大观众来说，每走进一个博物馆又能让他们耳目一新，得到新的收获——不同的知识内容、不同的启发角度。这样，博物馆才有可能更好地吸引观众，成为社会公众乐于花时间、花精力的文化场所。
其二，着眼于让公众了解科研活动，而不仅限于了解科技知识。
在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各博物馆均强调要让公众了解科研活动的过程，重视让观众参与科研活动，而不仅仅是学习科学知识。如罗马动物博物馆公开展示若干动物标本的制作过程，并教授观众如何制作标本；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观众参与考古队的发掘过程；伽利略博物馆在网页上利用动画技术解释科学仪器的使用原理；德意志科技博物馆的分馆——飞机博物馆还组建有飞行俱乐部。
这样一些举措，有助于使观众更深入地认识科研活动的实质，增进观众对科学家这一社会职业的了解，进而潜移默化地帮助观众更深刻地认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同样，这些举措也促进了观众对科研活动的过程，以及科技发展过程的理解，其实质就是科学史的教育。相比之下，目前国内科技馆的观众参与、互动过于娱乐化、低龄化。
走进这些博物馆，观众更多看到的是科学技术成果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改善和进步，而缺少了一个启发人们去深入思考何为科学、科学家们如何工作等问题，去接受科学精神濡染的环节和空间。
其三，普遍重视研究工作，实现藏、研、展有机结合。收藏是研究和展示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研究是收藏的系统挖掘和展示的科学基础，展示则是收藏和研究结果的呈现。
除科学探索中心外，其他4个博物馆均有相当规模的研究团队，开展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研究工作，研究机构与展览机构共存，学术研究与展览展示并重。实际上，通过学术研究成果，来不断补充、更新、深化、丰富展览展示的内容，已是中外博物馆界的共识。据介绍，博物馆实施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为专业人才提供研究资源和平台，接受多种渠道的研究基金，甚至设立面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项目，对藏品进行学术性研究。
在相当程度上，研究甚至重于展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展品只占藏品总量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小部分，亦即大多数藏品是用于保存和研究之用。二是在博物馆工作人员构成上，研究人员占有较高比例。三是经费收入和支出中用于研究方面比重较大。在机构设置方面，除去在博物馆内设置相当规模的研究部门之外，博物馆与相关学术团体紧密结合，如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附属于自然科学学会，罗马动物博物馆与学会高度融合。
通过学术研究选择展品、深化展览内容，可以为观众提供更深入、更具专业性的知识和帮助，起到了凝聚观众的作用。科学探索中心的创建者和拥有者，本身就是一位对光学研究极富兴趣、大半生从事相关研究与制作的工程师。在国内的科技类博物馆中，强调了知识、技术的介绍与普及，而忽略了研究作为展览展示支撑的关键性作用，这使展览展示缺乏深度吸引力和持续的生命力，使这些博物馆更像一个游乐的场所。
其四，注重积累和传承，重视更新。此次考察的博物馆大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经过长期的收集，藏品种类丰富、数量巨大，藏品中均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珍品，在各自领域确立了不可代替的地位。各博物馆为藏品建立了科学严格的保存条件。在积累和传承的基础上，各博物馆也注重与时俱进，持续充实收藏，及时更新布展。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基本完成展区的更新，增设“生物多样性城市”主题展区，就是其中的典型。
罗马动物博物馆确立了将藏品从现有近500万件提高到800万件的规划。德意志博物馆也制定了预算达4亿欧元的更新计划。科学探索中心创办人和运营者Gerhard Stief也不断寻求新的展品。国内科技类博物馆的发展瓶颈之一就是展品的更新速度慢、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态势和需求反应滞后，不能保持持续的吸引力。
其五，充分应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展示效果、扩大社会影响力。
“真实”是展览效果的根本所在，实物、原件对观众的冲击和震撼是无法代替的。在此基础上，综合利用声、光、电等技术，实现展示的立体化、情境化，强化“身临其境”的感觉，能够切实有效提升展览效果。信息时代，网站建设受到普遍重视。一是作为博物馆的展示宣传与交流窗口，方便公众及时准确了解博物馆的相关信息，如开闭馆时间、门票类别与价格、展览布局、公众活动安排等，为公众现场参观、参与活动提供指引。
二是发挥博物馆网络版的作用，将博物馆内容数字化（如伽利略博物馆），满足更大范围公众的需求扩大博物馆的影响。三是提供数据库作为研究工具使用，提供研究的资源和平台，如罗马动物博物馆主办了一个名为“Aldrovandia”的国际电子学术杂志，刊登来自博物馆、其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在动物学领域撰写的文章和科研成果；伽利略博物馆向全世界的学者提供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的极其丰富的图书馆资源服务。
其六，经费来源多元，博物馆产品形式多样。除去科学探索中心完全依靠自营收入运转外，其他博物馆均以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支撑。既有政府的投入，也有企业或私人的捐赠（包括藏品和款物），而政府投入方面既有联邦政府的投入，也有地方（州）政府的投入。如德意志科技博物馆总预算达4亿欧元的更新计划，其中10％将通过私人捐助方式筹集，剩余部分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等分担。
值得注意的是，门票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比重不高，但不可或缺。5家博物馆均未实行完全免票，对免票有严格的界定，通常仅对6岁以下的儿童免票。而票价又相对低廉，一般不超过10欧元，对学生给予半价优惠；同时，设立多种票价（对应可获得不同的服务，如家庭票、联票、年票）供公众选择。体现受益者（参观者）适当承担成本的原则，减少财政负担，保证博物馆服务公众的热情和动力。
目前国内倾向于将博物馆完全公益化，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价格不菲的票价到完全免费，是否只能是两极选一，其间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价位，既能让一般收入的人群负担得起，又能让参观者分担一定的成本，而不是将成本完全转化为财政负担，更不能让没有参观机会的人为参观者买单。只有妥善划分政府、博物馆、参观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边界，才能保证博物馆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总结此次考察的感受和认识，结合目前正在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等相关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现有科技类博物馆以综合性、互动娱乐性为主体的框架下，倡导专题性博物馆的发展，以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不同需求，丰富科技类博物馆的内涵。
中国人口众多，科技类博物馆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不应仅仅停留在综合性、互动娱乐性的活动中心建设上，而应大力引导专题性博物馆的发展，以满足不同知识结构与层次的人群在知识、精神、文化上多方面的需求。这样，才有助于使科技类博物馆在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养成科学精神、培育科学文化上真正充分发挥作用。
此次所考察的5个博物馆，均是主题鲜明、特色鲜明，以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的藏品作为镇馆之宝，并以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作为面向公众展览展示的支撑，既可为特定人群提供专业性的活动平台，也可利于一般受众增加对某一类知识的了解。而在国内，综合性、互动娱乐性成为科技类博物馆建设的主流，潜意识中均把受众定位在了低龄群体上，这使科技类博物馆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局限，更未能充分发挥这类博物馆在科学文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二、建立主题性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以集中展示科学家的群体形象，展示科学家对国家发展的巨大贡献和中国科学事业的创业历史，展示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支持，并填补目前国内外此类博物馆的空白。在欧洲，人物类博物馆基本上是以纪念性的人物故居、行业性博物馆的形式存在，并无综合性、以科学家为主题的博物馆。
此次考察的博物馆或侧重自然历史，或突出科学技术本身，未对科技人物给予足够重视，伽利略博物馆也并非专门以伽利略生平为主题，而是突出一个历史阶段的科技发展并侧重仪器；德意志科技博物馆辟出荣誉厅，陈列德国历代著名科学家、发明家的雕像和画像，但没有系统的展示。
欧洲多有一些依托名人故居建立的博物馆或纪念馆，但规模较小，以某一位人物为主，如瑞士的爱因斯坦博物馆，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纪念馆，意大利罗马的拜伦纪念馆。
一些机构也收藏有科学家的物品，如牛津大学科学史博物馆收藏有从古代到20世纪初的上万件藏品，几乎包括了科学史的所有方面，有各时期的天文学仪器、数学工具、光学仪器，与化学、自然哲学和医学相关的装置，以及相关手稿、照片之类的收藏，使博物馆既可以面向科学史的研究，也可以面向西方文化与收藏发展的研究，但却没有系统的人物展览。
这与三个国家的体制有关，也与欧洲国家稳定的、不断累积性发展的社会性质有关，科学技术只是其诸多社会职业中的一个，并无特殊性。而在中国，在从清末民初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到今天强大中国的百余年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也就凸显了科学家群体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过去我们对重大科技成果关注多，对创造科技成果的“人”即科学家本身及其职业特征关注少。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称“采集工程”）自2009年启动实施以来，已积累了10万余件1930年之前出生的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的原件和数字化资料，这些资料除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外，还具有纪念、宣传和展示的意义。因此，建立一个“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实现存储、展示、研究和教育四大基本功能，供各种学术研究、科学精神教育之用，对于弘扬科学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益，而且必要。
三、要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年来各类科学仪器、设备等的搜集与积累。仪器设备是科研活动的载体。不同时期的科研仪器、设备，不仅能反映不同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生产制造等相关领域的水平，也是不同时期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与工人智慧和创新能力的具象体现，能够最直观地呈现多年来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是进行科学家宣传、科学精神教育的最佳教具之一。因此，有必要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搜集、征集、保存和积累的工作。
加强与各科研机构的联系与沟通，针对科研机构更新淘汰的仪器设备，建立稳定、规范的征集机制，有组织地开展征集工作，保存共和国科技发展的足迹。此次考察对象——伽利略博物馆所收藏的大量16、17世纪的实验仪器、设备，形成了该馆无可替代的特色，令参观者震撼。
而在中国，虽然现代科学的发轫、发展时间并不长，仅有百年的历史，但从未有任何机构或组织对此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保存，以至于到今天，我们可以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三四百年前欧洲传教士们进贡的一些科学仪器，而反映近一百年来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仪器设备却散落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