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的变化用“日新月异”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让这个时代充满了改变与颠覆。世界需要适应此种变化，这其中，也包括影响千百万人的高等教育。
作为一个常年往返于地球东西两端的“空中飞人”，美国西方学院终身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尹晓煌是最能感受不同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所产生冲击的那类人。他关注着在这个颠覆时代下，中国高等教育未来需要迎接的挑战。在他看来，给予高校更多的自由，培养跨学科、跨文化的世界公民，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前进方向。
中西方高校的差异，让您感触最深之处在哪里？在我看来，中西高校的一大不同在于其课程设置，对此我感受颇深。中国大学更强调体系，无论是从课程体系还是从教材方面来讲，中国的高等院校在这些方面都是较为统一的。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则更加多元化，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特点来设置课程和教学体系。
谈到中西高校间课程设置的差异，就不得不联系到高校定位的问题，因为高校对于自身定位的不同是导致其课程设置差异的一大影响因素。这一点在中西方高校对比之下尤为明显。国外高校的定位是比较清晰的，以美国高校为例，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私立大学定位是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些大学则专注于本科生教育，比如我所任教的西方学院。这类学院招生人数少，是典型的精英学院。而州立大学又与以上两种院校不同，它们更注重实用性教学。
这样明晰的定位和课程设置最直接的益处就是避免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使学生各有所长，术业有专攻，缓解了学生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由于高校课程设置相同、所学相同，最后导致学生竞争同一职位，有些资源就会被浪费掉。我国有几千所高校，高校的定位应该明晰，应根据自己的传统、教学强项或者高校所在地区的情况划分出一定的层次，这样更有利于资源分配，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在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与我国高校学生相同，一进入校园就已经确定了所学的专业方向。作为注重培养实践性人才的高校定位来讲，这有利于学生尽早地接触到所学专业，进入状态。但实际上，新生其实很难确定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专业，未来从事哪个专业领域的工作。除此之外，学生在成长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学生喜爱的教授往往会影响他喜欢上哪门学科或者专业。
而类似哈佛大学和精英型文理学院这样的院校，其本科生通常在三年级才决定专业，前两年更多的是打基础，进行全面的教育。这就意味着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和变更的权利，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在哪方面有兴趣、有才能。这种方式固然更加个性化，但是却受到学生人数和财力、物力的影响，不是所有大学都可以做到。
中国现在的普及教育已经做得很好，而如何建立起真正能与国外世界一流高校媲美的“双一流”大学，还需要在课程设置上发力。国外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更注重通才的培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学理工科的学生一定要修三门以上的文科课程，至少包括艺术型、文学型、历史型的课程各一门。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三门以上的理工科课程，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这是值得我们国内高校学习借鉴的，对于学生的培养应该是全面的，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在步入社会后，有更多的选择性和可能性。特别是在信息化、技术化更新如此迅速的今天，学生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一种能力，而是多方面综合的能力。如果在大学时期为学生打开的面过于狭窄，不利于学生应对未来的挑战。
高校应该着力于培养全球公民。这就要求学生懂得世界法则，学生要懂得如何处理除本民族、国家文化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化，即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流能力。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学生跨学科的学习、研究能力，以应对复杂的全球发展变化。
首先，可以选定一些试点单位，让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有更多的自主权。很多“双一流”高校现在有能力做到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课程，像国外高校一样，设置1/3的专业课、1/3学校规定的选修课，还有1/3学生完全自主选择的课程，从而达到跨学科的目的。高校应该被给予这样的自由，因校制宜地发展。
第二，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权，例如允许学生延长毕业或者压缩时间提前毕业，让学生更加灵活地对待学业。国外高校学生因为创业等各种原因，6年或者3年毕业都很正常。第三，扩大教授的自主权。现在很多高校教师不仅身累心更累，很多好的想法也难以实施，无法专心学术和教学，因此高校要做到行政权力下放，调动教师积极性。此外还要加强监管，避免近亲繁殖。
高校一定要迈出第一步，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可能会带来问题就止步不前，而应该充分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给师生以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培养出跨学科、跨文化，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全球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