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报账繁“卡”住了谁

作者: 陈彬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日期: 2015-07-23 09:02:14

文章讨论了大学报账程序的繁琐及其对科研工作的影响,分析了高校经费管理制度的问题,指出当前制度对普通教师约束过紧,而对高层次教师和领导约束不足,提出了改革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议。

不久前,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林中祥在科学网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报账繁的原因在哪里》的博文,讲述了大学不胜其烦的报账程序,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科研工作。这篇不到400字的小文章在短时间内得到博友们的数十条回复。用林中祥自己的话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都有感触。”

就在林中祥发表这篇博文的前几天,媒体披露了一则“旧闻”——2014年10月,科技部党组一份整改情况通报曾披露,审计署审计发现,5所大学的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

如果将以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高校现行经费管理制度一方面让普通教师苦不堪言;另一方面,这种制度是否真的发挥了监督的作用,还有待商榷。“大学报账难,是卡住‘小’的,真正‘大’鱼是网不住的。”在那篇博文的最后,林中祥这样写道。

在某“985工程”高校的贴吧上,曾有人介绍了该校教师从领报账单到报账结束的全过程,共分五个步骤,洋洋洒洒2000余字才把过程写完,而在跟帖中,有校友直言“都是泪”。“高校报账程序的烦琐程度,到了哪怕是买一台电脑,也要经过写申请报告,系主任、副院长、科研处长签字,到设备处备案,招标,验收等一系列流程。仅签字一项,就可能因为某个领导出差不在学校而耽误很多天。”林中祥说。

林中祥这番话在辽宁某高校副教授林聪口中是这样总结的:“现在的报账制度逼得每个老师都成了‘多面手’,因为两只手是不够的。”但是,在另一些时候,为了顺利报账,老师们又必须成为“预言家”。李旭东是北京一所“211工程”高校的老师。因为他所在的学校已经简化了报账程序,因此每到年底的报账并不是他最苦恼的时候,反而是当他刚刚拿到项目时,会陷入到扮演“预言家”的痛苦中。

“我必须要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前写好‘项目总结’。因为要涉及填报项目的预算开支,但在项目开展之前,谁又知道完成它需要多少差旅费、会议费和咨询费呢?”

据了解,在2006年之前,我国高校的经费管理,尤其是科研经费管理并没有今天这样严格。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当年一场科研骗局的曝光——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汉芯”,被证实只是将美国某公司芯片表面磨掉,重新刻上“汉芯”标志造成的,这一拙劣的骗局竟然在3年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反而为“发明者”累计骗取无偿拨款过亿元。

骗局曝光后,2006年8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发文,要求“严格规定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自此,高校经费管理规则被日益细化,直到今天。但是,目前的规则是否过细了呢?似乎没有。因为就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对媒体坦言:“高校最容易发生腐败的,是在日常事务当中的报账,不仅是科研经费,什么经费都有可能滋生腐败。”

然而,高校教师也是有“层次”之分的,“林中祥们”对目前经费管理制度最大的质疑也在这里。“现行的经费管理制度约束最紧的是高校中的一般教师,这些教师本身科研经费就不多,即使想‘贪’也没有太多资源,反倒是各高校里的一些‘大牛’和领导,他们有大把的资源,但现行政策却恰恰不容易管住他们。”林中祥说。

本文开头的那则“旧闻”在一定程度上为林中祥的话提供了佐证。因为在此次查处的7名教授中,几乎全部都是“院长”“所长”及以上级别的领导,没有一个是一般教师。

基于信任还是不信任?早在很早以前,尤小立就反对目前高校自上而下的科研拨款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存在很多可以寻租的漏洞。“现行体制下,一项拨款的去向可能会牵扯很多人,产生很多关系网,乃至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高校教师对此看在眼里,因而也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也正是为了堵住这些“漏洞”,杜绝在相关领域出现权力寻租现象。高校财务制度才会愈加严格,最终“严格”到了有些过分的程度。

“我们需要在简化报账手续、给予普通教师更多自主权的同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尤其要加大针对领导干部的惩处力度。”林聪说。在他看来,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广大教师的一种不信任。“假设人群中只有1%的人是不讲诚信的,但我们的管理是将100%的人都看成了骗子,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也反映了我们管理工作的简单、粗暴。

”林聪说,改革财务管理制度的方向应该是在给予绝大多数教师信任的基础上,严惩1%的不诚信者,甚至将其纳入法律范畴处理。“一个人出问题,就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者,就越应该从严处理。”

“我们需要平衡‘严格管理’‘科研活力’和‘政策威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如何激发教师的科研活力是最重要的,其他因素应该为之服务,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太过追求‘严格管理’,以至于为此牺牲了教师的科研活力,这是本末倒置的。”李旭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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