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游客与保安对峙于深圳大学校门的视频，近日被传到网上，引发了网友关于校园开放的热议。5月6日，深圳大学迅速调整了校园开放的政策，校外人员凭身份证登记，可直接进入校园，不再需要预约。当下，还有更多“不让进”的场面在全国高校继续。部分重新开放校园的高校仅允许访客凭校友卡、校外人员凭预约入校，大部分市民仍被“拒之门外”。
正是利用这一“有门槛”的开放，一门“生意”悄然在“五一”期间兴起，一些大学生兼职做校园导游，赚够了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被动式”的开放尴尬了谁？
不要过分夸大国外高校校园开放。“你报备了吗？没有报备不得入校。”校门口，疫情前还不曾比比皆是的铁闸机，以及保安大声的提醒，再一次拦住了北京市民张黎的去路。“一场疫情让大学校门比从前更难‘打开’了。
”张黎印象中，预约式入校原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热门打卡高校的专属，而疫情期间因封闭式管理，几乎成了所有高校的标配。欣赏夏花绚烂、秋叶静美，不时到校园散步、借道穿行、打球，偶尔蹭个讲座……张黎回味着疫情前自由入校的美好。“都说国外大学不设围墙，我盼望着国内大学先把铁闸机移除了。”他的需求代表了许多市民朴素的愿望。
以公共财政运营的大学本身就有开放属性。1993年，北京大学推倒了南门外长达600米的围墙，建起2.5万平方米的商业街，由此成为国内最早拆围墙的高校。但很快，出于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国内大学拆围墙的行为很快被制止。久而久之，国外大学的“不设围墙”成了很多人的“诗和远方”。如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采取“无墙”设计，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则修建为“无门”大学。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国外多数高校其实是‘半开放’，即仅对公众开放体育馆、博物馆、音乐厅及历史遗迹等，核心区域的教学楼、宿舍等并不对外开放，只是限时开放或节假日开放”。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教授段继业指出，比如哈佛大学为了营造安静的教学环境，一般只在周末组织人们参观校园。在我国，当下校园开放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不便及安全隐患。
此前，武汉大学的樱花惨遭游客摇树、湖南农业大学的科研玉米被偷摘，暨南大学发生过社会人员殴打学生的事件。
然而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再次开放校园成为大势所趋。在段继业看来，如果大学下定决心做“有组织开放”设计，如限时开放、节假日开放、划定区域开放等，管理不便的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至于安全隐患问题，在捐资百亿元创办福耀科技大学的知名企业家曹德旺看来，大学生已成年，可以保护自己，应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每名学生，大学中甚至“保安也不用过多”。
回过头看，真正的大学开放就是赏花、停车、看剧、打球吗？
“显然不是。”在段继业眼中，大学开放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学师生“走出去”，服务周边社区，另一方面是大学“开门”，让公众“走进来”。“因为某些管理问题，后者比前者更难以实现。”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特别副研究员王青指出，物理空间的开放只是大学开放的表象或结果，而非最核心内容。
“真正的大学开放应包括两层含义——大学不再垄断知识的生产权、评估权，而是与外界共同创造知识；大学与社区是对等、互惠的开放关系，双方互有责权。”
大学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看到国外高校不设围墙、自由进出，便认为拆围墙就是实现了大学开放，这无异于寓言故事中“吃了第6个烧饼饱了，就认为前5个不用吃”。事实上，大学开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结果是经由反复冲突才达成的共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贯主张做一名好邻居和有价值的社区成员。为此，该校还成立了社区关系办公室。有意思的是，周边居民曾因本科生太吵上诉至法院，导致该校去年的扩招计划失败。
如何解决开放中大学与社区的冲突？从国外高校经验看，“要建立大学与社区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创造知识，而非主体与从属关系。”王青指出。比如，美国缅因大学协助缅因州Wabanaki部落研究社区治理森林环境问题，教授、学生以及社区专业人员共同参与。问题被解决后，缅因大学形成了相关课程，供大学生以及社区居民、待业人员学习。
“大学教学融入社区活动中，对大学生进行品格和公民教育；社区居民学习到如何以科学范式解决切实问题，而非依赖科研人员提供直接服务。两者最终走向了和谐共生。”王青说。
然而，由于国内对于“大学开放”的狭隘理解，导致大学与社区共生并不被重视。“大学开放被狭隘地理解为物理空间开放，社会服务被狭隘地理解为科研成果转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谈毅认为，服务地方经济和校园开放分属于校地合作办公室、保卫处或校园管理办公室。校园开放由保卫处或校园管理办公室负责，其职责决定了它对校园的安全和管理更为上心。然而，“一流大学建设更多强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甚至将其完全等同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环，服务周边社区极易被忽略”。王青说。
当然，大学开放的背后还涉及大学定位，这决定了它究竟是面向社会，还是面向特定对象开放。目前，国内大学在逐渐剥离继续教育职能，转由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完成终身教育任务。在效率层面，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但越来越多的大学意识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终身教育将是常态。“高等教育应成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主动承担培养公民的使命。”王青强调。
议题设定是与社区联动重要因素。在我国，上海市是大学与社区联动最先觉悟的城市。2003年，上海市杨浦区提出“三区联动”——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方融合互动，推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然而在落地过程中，“三区联动”却演化为大学校区、科技园区的“两区联动”，公共社区游离于体系外。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社区没有成为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仅被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需要列入其中。
尽管“三区联动”未能成功，但另一个大学与社区联动的项目却进入了公众视野。2006年，在上海市科委的推动下，我国首家“科学商店”落户华东师范大学。该机构设有理财咨询、儿童发展与教养、绿色生活服务等九个部门，以菜单式、订单式形式服务周边居民。
科学商店首创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的欧盟学生运动中，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学生在社区建立的帮助居民解决科学问题的组织，后发展至欧盟以及美国、以色列、南非、韩国等地。
在上海，上海海洋大学、东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把科学商店开在乡镇、街道、中学，先后成立了百余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