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15头野生亚洲象一路北迁，目前距离昆明市晋宁区边缘近20公里。短短40天，该象群“肇事”412起，直接破坏农作物达842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近680万元。野生亚洲象为何离开家园？要到哪里去？如何阻止其北上？实际上，“人象冲突”愈演愈烈的背后是人们对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理解尚不充分，实现基于科学的决策仍然任重道远。
为了解亚洲象生存及“人象冲突”现状，笔者带领团队于2019年两度赴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在亚洲象种群分布及数量调查、生物学特性研究、栖息地评价、廊道建设、肇事原因及对策分析等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上不断增加投入，但仍不能适应野生亚洲象保护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需要。
1957年，中科院云南综考队组织调查，证实云南南部存在野生亚洲象。
之后6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曾多次对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进行调查，但野生亚洲象个体数目的估计值波动很大。1967年，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兽类组调查估计全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为146头。但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全国野生亚洲象总数为193头，同年其他团队提供给亚洲象专家组（IUCN/SSC）的资料则为260头。
2001年，云南省林业厅主持完成的《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认为我国野象总数在214~254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2006年）估计野象总数量在200~250头。2018年，云南省林业厅主持《中国野生亚洲象资源本底调查》，统计国内亚洲象种群规模为293头。
笔者团队发现，已有报道大多通过访问调查、粪便足迹、样线调查、无人机分区同步计数法等获取数据，判读及综合分析后得出大致结果，存在重复统计、漏记等可能，且未将在中老、中缅边境移动的国际象纳入统计。
自2005年起，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探索食物源基地建设，试图通过种植亚洲象喜食的芭蕉、棕芦苇等将亚洲象招引至保护区深处。此举一方面缓解亚洲象食物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减少对周边村寨的干扰。
而且，地方政府也模仿这一做法，纷纷建设“大象食堂”（食物源基地），种植玉米、甘蔗、芭蕉等，以减少亚洲象进入村寨的频率，希望让亚洲象“追逐”食物源而将其“驯养”在野外。然而，事与愿违，在“舌尖上的美味”诱惑下，亚洲象除了光顾“食堂”，更喜欢找农田、进村庄，“翻箱倒柜找盐巴”。农田、经济林提供食物，周边河流方便嬉戏、活动，附近林地可供休憩，亚洲象的“吃、玩、睡”基本需求在村寨及周边得到充分满足。
1958年至今，我国在亚洲象分布区或潜在分布区建立了11处自然保护区，形成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地方级自然保护区为补充的亚洲象自然保护地网络。11处自然保护区中有10处属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类型，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等，“计划烧除”与“开天窗”被禁止，森林郁闭度迅速增加，林中空地、林窗逐步消失，影响了森林中草本与藤本植物的有效更替。
换言之，森林郁闭度高，乔木树冠彼此相接遮蔽地面，导致亚洲象可采食的林下植物种类与数量不断减少。例如，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郁闭度从1983年的88.9%增至2016年的97.02%，导致亚洲象主要食物减少，这些保护良好的天然森林成为亚洲象的劣等栖息地。目前已有62.4%的亚洲象被迫走出保护区且长期“流浪”在外，保护区不再是野生亚洲象的最适宜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