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界关于基础研究从0到1的话题逐渐升温，在各种舆论吹风会上这种观点仿佛已成被确证过的定论。为了厘清一些模糊认知，不妨梳理一下该说法的起兴。2018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问题。
这应该是该问题的正式起源，随后2020年3月，由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制定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这就是关于基础研究舆论持续升温的缘由。
现在的问题是推进基础研究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远非一句隐喻就可以涵盖的，在笔者看来，要真正改变基础研究的现状，需迈过三道门槛，否则从0到1的突破是无法轻易跨越的。首先，认知门槛。这与基础研究的特点有关，通俗来说，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事物本质的研究，它与当下的应用尚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越基础离现实越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追求所谓的从0到1的跨越是不现实的，科学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这点。
其次，文化门槛。由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变现性比较差，从事此类研究需要一种献身与探索精神，而这种激励功能主要是由文化来提供的。比如17世纪的清教文化直接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因为在清教文化看来，探索自然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是对上帝的最高赞美。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门槛所设定的特有精神气质或特质决定了人们选择研究的类型与目的。对以功利主义文化为主导的世俗文化来说，很难激起这种出世的情怀。
第三、政策门槛。
大科学时代以来，科技的形态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团队、大投入、大设备、大目标与大风险，科技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已经成为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从宏观到微观都是如此。那么政策如何调控基础研究的发展呢？途径无非有三：其一，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变达到推进基础研究的目的。这里的资源大体包括如下几类：经费、人才与承认等。
这类政策工具调控力最强，而且政策受众对其最敏感；其二，通过政策设立新的评价体系，以此改变人们的行为选择；其三，通过政策推行一种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塑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假以时日，从而达到改变社会认知与从业者偏好的目的，最终实现推进基础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