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葆同因申请回国曾遭美国当局无理拘禁，这是1955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大标题。也是从那时起，黄葆同的名字和冲破险阻、艰难归国的历程开始为国人所知。其实在此之前，黄葆同已在留美学生中小有名气。而他的经历也是这一时期留美中国学生的缩影。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恢复了荒废9年的出国留学考试，名为英美奖学金。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有5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大学，主要在美国东部和中部。和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一样，正在“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化工组工作的黄葆同参加了留学考试，并考上了自费名额。1947年秋，带着行李和希望，黄葆同来到美国，在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化学系读硕士。
经过一年的学习和研究，他顺利完成了硕士论文，首次发现乌桕油具旋光性，得出乌桕油具有高折光率、高光学活性和高紫外吸收的特点的结论。
1948年秋，黄葆同进入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在纽约学习的4年，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遇到两位引路人。一位是博士生导师奥佛伯格教授，他为黄葆同指明了学术方向。
奥佛伯格不仅指导黄葆同进行偶氮化合物合成、分解机理及其聚合引发作用方面的研究，还在黄葆同身陷囹圄后给予无私帮助，让其重获自由。另一位是陈秀霞，她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的女儿，是中共上海局派到美国协助相关工作的骨干。经其介绍，黄葆同参加了“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SCA）。这是北美地区最活跃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经常组织各种公开集会，讨论国内问题、认识新中国、唱进步歌曲。
1949年10月，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留美中国学生纷纷踏上回国的征途。1950年上半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但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让他们的归途戛然而止。黄葆同所在的CSCA和留美科协被列为“颠覆性组织”。凡是申请回国的理、工、医三科的留学生都收到禁止回国的信。包括黄葆同在内，所有未能及时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随后都陷入了困境。在当时的形势下，回国显然是他们一生的重大抉择，一经决定就没有退路。
即使还未完成学业，黄葆同也急切盼望回国。在一次留美中国学生聚会中，黄葆同和李恒德（后为材料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兴钤（后为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一鸣（回国后担任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顾问）都意识到，如果再不回国，怕是十年八年也回不去了。
1950年6月，留美科协常务理事、中共党员丁儆在芝加哥召集年会。会上选举兰天、黄葆同、杜连耀、夏煦为区域干事，与丁儆共同组成总会的工作机构。当时，丁儆和黄葆同住，丁儆给其他会员和组织寄出的材料都使用黄葆同的地址。这一时期，黄葆同参与了留美科协的筹建并一直负责纽约区会的工作，宣传国内大好形势，号召大家回国建设新中国。
1952年6月18日，报到地点由纽约市哥伦布大街70号第8层移民局假释部改为埃利斯岛，这样开车一个来回就是半天。此后几年间，每周如此。每次离开纽约辖区，黄葆同都需要得到移民局的批准，即使是参加博士学位答辩。1952年10月27日，黄葆同以二氰基联环己烷及其相关衍生物的研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年秋天，他应聘到普林斯顿大学塑料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高分子新单体合成和聚合研究。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我国在会议上取得外交斗争的胜利，周总理点名要黄葆同等一批中国科学家回国。同年8月，留美中国学生给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公开信，诉说中国留学生的忧愁和痛苦，以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在公开信发出后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政府为什么要禁止中国学生回国的提问，艾森豪威尔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在国内讨论过，也是日内瓦谈判的一部分。
”并且表示，“总的来说，他们已经开始回去了”。1954年10月13日清晨，移民局通知黄葆同可以自由离开美国，但必须是以被驱逐的方式，且由黄葆同自己申请被“驱逐”。1955年4月，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终于登上了从旧金山驶往祖国的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历经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让黄葆同无比兴奋，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科学研究事业。1955年金秋时节，黄葆同夫妇服从国务院分配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应化所）工作。在长春南湖公园东侧这个“中国应用化学的摇篮”里，黄葆同用五十载春秋绘就了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科研报国、为国分忧的画卷。
上世纪50年代，军事战略物资成为科研的主阵地。
桐油是用油桐树的果实压榨出的植物油，最早被用来涂抹船体以防腐和避水。20世纪初，人们发现，桐油防触电，可以用于电缆、电线制作，还可以用来保养军械等贵重物品。战争时期，桐油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这一时期，黄葆同立足我国自然资源，开展生漆、桐油等研究，并任第三研究室主任，1964年改任第四研究室主任。
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他组织领导了耐高温高分子、氟乙烯单体合成、耐高温航空有机玻璃等的研究，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付出了艰苦努力。
橡胶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天然橡胶产量仅为200吨，无法满足经济军事发展需求。1952年，党中央号召大面积种植天然橡胶。但受地理位置影响，天然橡胶总产量始终在50万~60万吨左右，2/3以上需要进口。
在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家需求的情况下，合成橡胶研制提上了日程。为此，黄葆同转换研究方向，开始了乙丙橡胶新催化剂研究。以往，国内外乙丙橡胶生产用三氯氧钒或乙酰基丙酮钒做催化剂。但三氯氧钒的制作过程大量使用氯气，不仅损害操作人员健康，并且造成环境严重污染。而乙酰基丙酮钒必须用甲苯或者苯做溶剂，二者都是有毒物，长期接触会造成慢性中毒，也都是易燃物，遇热会发生爆炸。
为了找到新的替代催化剂，黄葆同通过反复试验，打破国外文献的条条框框，终于发现了制作肥皂的下脚料——五九酸。当时，五九酸来源丰富、价格便宜。在此基础上，黄葆同研发出具有我国特点的五九酸钒新催化剂体系，获中科院发明奖一等奖，为我国合成橡胶生产贡献了力量。为了尽快实现产业化，长春、北京、南京、兰州的几个中试车间，他几乎每月都要跑一遍，穿上工服和工人一起三班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葆同已年近花甲，依然率领研究队伍，继续在两个科研方向上攻关，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在烯烃齐格勒-纳塔聚合方面，他们在钛载体催化剂研究中提出在烯烃共聚中加入α-烯烃反应加速这一现象的扩散控制理论；与英美学者共同澄清烯烃序贯聚合中是否有嵌段结构这一工业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提出烯烃双烯烃橡胶共聚“一线穿”结构的概念；在国内较早开启了茂金属催化剂烯烃聚合这一当代高分子研究最重要的新课题。
在多相聚合物方面，黄葆同小组首先在国内开展了热塑性弹性体研究，继而放大推广。黄葆同对最大量的高分子材料聚烯烃与广泛存在的极性聚合物的共混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着重于二者间的增容机理，尤其是提出研究界面的新方法和增容的新概念。2000年，研究成果“高分子共混物的增容”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两个项目共发表论文120余篇，半数发表在国外期刊，获得5项专利。
除了在科研方面当“领头雁”“火车头”外，黄葆同还重视人才培养，“既要给学生送鱼，还要教学生撒网”。1998年，刚从英国回国、已经硕士毕业10年的崔冬梅慕名来找黄葆同读博。当她提出要做全新的金属有机合成时，做有机合成的黄葆同不但没有反对，还给她找了一个“二导”——黄葆同的第一位学生陈文启，外加一位硕士生。
金属有机合成必须在没有空气和水的条件下完成，但实验室不具备条件，黄葆同就和学生一起用玻璃搭建双排管。后来，崔冬梅从日本回国，黄葆同又把实验室借给她，还向其他老师借了一个通风橱，并把他最后两名学生苗蔚和王敦也给了崔冬梅的研究组。“这样我这个组就有了六七个人，一下子热闹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先生能给你的支持都会给你，而且看到你的进步他会特别高兴。
”在崔冬梅眼中，黄葆同会给予自己的学生甚至别人的学生很多无私帮助，不会因为这是自己研究的领域就不许其他人涉足。
对学生唐涛的一篇论文，黄葆同给予了很多指导并亲自修改，唐涛就把他也写在作者栏。但黄葆同看后说“这是你的工作，我没有参与，不应该冠名”，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拿下。黄葆同从小跟英文教师学过地道的英语，又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多年，深知把英语学好能为学术研究打开更多窗口。
看到学生们的英语普遍不好，他非常着急。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科技英语教学在长春乃至全国还是一片空白，长春应化所率先在学生和职工中开办了英语学习班。冯之榴主动请缨承担科技英语教学任务，黄葆同也抽出相当多的时间编教材、讲课、答疑、批改作业。
在同事姜连升印象中，黄葆同的英语教学很有特点。
“先组织大家练习口语对话，之后他会有意识地找一本英文书，请几位同志来翻译，每个人翻译一节，对于翻译错误，课上就帮助修改。”唐涛回忆：“我的英语原来不太好，黄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并拿出录音机，先读一段后让我拿回家跟读，等这段练熟后再到他家录下一段。3个月后，我的英语听说能力有明显提升。”黄葆同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带学生王建国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
会议期间，王建国与美国一位知名高分子化学家就学术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回到所里，黄葆同特意告诉王建国，在学术上就是要坚持真理、敢于挑战。
黄葆同讲课非常风趣，知识面非常广，上课前先写提纲，然后按照提纲发挥。在学生印象中，黄葆同从不说重话，学生犯了错，他也是开着玩笑地指出来，对学生宽容、关爱、提携。和学生聚餐时，黄葆同从不在吃饭前合影或讲话，他常说：“菜都上来了，那我不客气了，先来个鸡腿。
”但他也有严格的一面。1981年，黄葆同的女儿报考长春应化所研究生。成绩出来后，离录取线只差1分。当时，黄葆同任长春应化所副所长，主管研究生工作。他坚决卡线，女儿只得与录取擦肩而过。
在关怀教导学生的同时，黄葆同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在学术领域，经常因为一些新进展、新发现而出现一些新词汇，这些词汇有的是研发者自造的，有的是在一定规则下产生的。
为了让我国高分子科研人员阅读国外文献、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时少走弯路，黄葆同在看专业文献时，就有意把这些词汇记下来，并找出词义内涵。经过常年积累，终于编写成我国第一本《汉英高分子词汇》。黄葆同有极强的语言天赋，到四川他的四川话讲得非常地道，到广东就讲广东话，英文更是不在话下。上世纪70年代末，中科院组织一个代表团到意大利访问。
出发前，黄葆同正好在北京出差，就到中科院图书馆查找英语解释的意大利语教材，然后将其复印下来学习意大利语。到意大利后，接待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负责人说，听说代表团中有一位先生会讲意大利语。黄葆同毫不犹豫地站起来，用意大利语表达感谢并做了介绍。
黄葆同身上处处显现节俭的家风。在上个世纪，书信是最常用的交流手段，黄葆同每天会有近20封书信往来。但凡是他寄出的信，都是用旧信封翻过来重新粘贴的。
一次，课题组帮助研究生部打扫卫生，黄葆同知道他们每年招生结束会有一大堆信封，就把那些信封全拿回来，翻过来重新糊好，以备以后寄信用。直到后来邮局规范邮政编码，要求用标志性的标识后，黄葆同这个习惯才停止。他桌上还有一把小刀，用过的纸就用小刀刺啦一划，剩下的小块纸继续用。黄葆同自己虽然十分节俭，但对学生十分慷慨。“他是一位平易近人、慈祥仁爱的长者。”这是学生和曾经得到黄葆同帮助的青少年对他的评价。
回国以来，黄葆同夫妇曾连续多年为缺少课外读物的长春应化所子弟小学捐款买书，培养他们从小爱科学的兴趣。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南方一所聋哑学校美术班的学生买不到橡皮泥而慕名相求时，黄葆同立即买了100多元的橡皮泥邮寄过去。事后，聋哑学校给这位陌生的科学家来信，感谢他为孩子们的成才办了一件大好事。“这样的求助信和感谢信家里还有很多。
”黄葆同的六妹黄真诚回忆道，“哥哥去世后，家人惊讶他居然没存多少钱，去银行核实后才发现，他对自己很节约，对别人特大方，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黄葆同家里几位小保姆也在其资助下先后完成学业。”
晚年，黄葆同腿脚不太灵便，学生几次想给他买拐杖都被谢绝。在他看来，人一拄拐就真的老了。一本英文字典、一本地图册，这是黄葆同书桌上的标配。当与来访者谈到某个地方时，黄葆同就会翻开地图册指给他看，“嗯，就是这儿”。
当遇到学生英文论文中出现拼写错误时，他会随手拿起英文字典，边查边强调“这个词是这样拼写的，绝对不能出错”。从觉醒年代的求学者到历史转折前夜的留美学生领袖，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名科研人员到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在84年人生历程中，对待学问黄葆同总是这样求实严谨、一丝不苟，面对选择又总是笃定信念，从容不迫，选择希望，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