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水声事业奠基人汪德昭院士的选择与坚持。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汪德昭对柳天明说：“老柳啊，拿工作服来，我要做实验。”那是1998年的最后几天。此时，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德昭先生已在弥留之际。汪德昭抬起手，指了指窗户。做着“实验”，我国国防水声事业奠基人汪德昭离开了人世，神色安详。这一幕，柳天明永远也忘不了。他将此写进了汪德昭先生的传记——《汪德昭传》中。
在决定传记再版时，柳天明和传记合作者、中国科学报社退休记者刘振坤有一个愿望：“希望先生传奇而灿烂的一生，能给世人以力量。”《汪德昭传》里记录了汪德昭在1977年8月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信里，汪德昭讲出了心里话：“希望让我留在研究所工作，留在基层工作，恳请领导不要把我从科研一线调到海洋局当副局长。”这封信的主题是请求立即恢复在“文革”时期被拆散的声学所，“把分散的力量再集中起来，形成拳头”。
1964年，为落实国家声学规划，满足国家迫切需要，经国务院时任副总理聂荣臻元帅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当时59岁的汪德昭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他为研究所定下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能在世界声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声学研究单位”。如愿留在声学所的汪德昭没有食言。
1978年11月，研究所复所5个月后，这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的老人披挂上阵，带着他年轻的“战友们”，完成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深海水声实验。汪德昭从小就喜欢“动手”。读初中时，他听哥哥汪德耀和同学们议论陶瓷和木头都是绝缘体，不导电。于是，一个夏日的雷雨天，他跳上木桌，两手各拿一个陶瓷茶杯，验证木头和瓷器到底是不是绝缘的。
后来，汪德昭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非常重视实验技术，他的老师、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吴有训教授也非常重视实验，上大学的那段时间里，汪德昭不仅熟悉各种实验，甚至还学会了吹玻璃器皿的技术。在法国留学时，汪德昭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1934年，郎之万建议汪德昭研究低空大气中的离子问题，而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在实验室里用人工办法创造一个可控的环境，以研究大小离子的平衡态。
在没有现成实验设备的情况下，汪德昭连走路、吃饭都在思考实验办法，直到有一天他在中餐馆吃饭时看到一盘燃烧的蚊香，袅袅上升的均匀烟雾给了汪德昭启发。他画出仪器草图，吹出玻璃仪器，设计出小型圆筒状金属电容器，再把蚊香点燃放进仪器内。“成功了。”汪德昭自言自语。恰好郎之万的小儿子在汪德昭的实验室，他高兴地跑去报告郎之万：“汪德昭的实验成功了！”汪德昭对出海实验的坚持，源于他对实验一以贯之的重视。
汪德昭时常给年轻人们讲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的实验过程，以此告诉年轻人要“亲自动手，亲临第一线”。对于他本人而言，实验既是获取科学研究的第一手素材，更是科学研究的乐趣所在。直到晚年，汪德昭仍坚持给学生上课，带领年轻人一点一点研制实验设备。他曾总结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亲自动手”。
在社会环境逐渐浮躁的岁月里，他的话振聋发聩：“要反对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不扎实的现象。应景的文章，经不起推敲，结果流于形式主义……科研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定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没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数据做基础，做出的工作是不扎实的，就不大可能有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