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底，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上任伊始，杨卫就提出“拓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渊，遂人才之愿”的基金委职能和定位。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中国主要的基础研究资助渠道，担负着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培育、筛选基础科研人才的重大责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不断完善资助机制、严格评审过程、防范学术不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真正成为科研工作者的‘FRIEND’(朋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下简称“NSFC”）是在1986年成立的，刚成立时年经费预算为8000万，2013年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238亿，增长幅度约为1986年的300倍，但我认为仍有上升空间。
中美两国相比，中国的GDP是美国的50%多，R&D总资金投入也接近美国的50%，而美国、英国、韩国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大概占R&D总资金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中国目前只占到4.7%，有很大的上涨空间的。我们希望在“十二五”期间，NSFC的经费预算增长率能够超过GDP增长率。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之根本、新兴技术产业之源泉，对科技型社会的长远发展起着基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之一，肩负着提升中国原始创新力，选拔、培养科学人才的责任。实际上基础研究的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哪个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对人类的贡献也越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体系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我们在不断进行着渐变性改革，从项目申请到评审，我们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分配方式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基础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探索，重大科研成果通常需要初期的培育和筛选，因此，NSFC有责任和义务为年轻科学家的成长提供广泛的机会，这样的资助项目相对较多处于“金字塔”底部。
我们计划引入“间接经费”的概念，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划分为“直接经费”与“间接经费”两部分，其中直接经费给申请者本人，间接经费控制在总经费的20%左右，包括硬件支持费用、人员支持费用以及申请者的绩效薪金等，将随项目划拨给申请者依托单位。另外，劳务费所占百分比上限（不包括研究者所在单位发放的固定薪金），将从目前的15%提高到30%，或调整为没有硬性限制。
我们为欠发达地区设立有“地区基金”，基金覆盖地区包括：延边朝鲜自治州，以及内蒙古、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10个省或自治区。地区基金资助标准的参照系是单独划定的，但资助强度比普通基金要少。我们和西部还有一些联合基金，由地方政府出一部分钱，基金委出一部分钱。
一方面要提高每份项目的资助额度，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已经有所加强，比如面上项目，已经从4年前的3—40万提高至现在的80万。另一方面，为了方便科研工作者准备项目申请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截止时间规定在每年的3月20日，这样申请者即可利用春节假期撰写申请书。
基金委的“核心机密”是项目申请内容和评委信息。如果工作人员泄露此类信息将遭到解雇，之前我们已经因为这个原因开除过一名工作人员。另外，我们会对每年新增的项目申请书进行相似度检查，与基金委数据库中的几十万项目申请信息进行比对，对于重复度高的申请，我们将认定为无效申请。
我们与NSF保持长期合作，最近几年与NIH的合作尤为紧密。基金委的国际合作预算在不断上升，用于进一步支持双方实质性合作。
NSFC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下简称“DFG”）的合作也已比较成熟，座落在NSFC附近的中德科学中心，是由NSFC与DFG在2000年共同建立的科研资助机构，该中心的目标是资助中德两国在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的科研合作项目。
我曾经有一个理论，认为人才的积累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人才“流通”（circulation）阶段。
在这一阶段，许多年轻人从科研水平不太发达的亚洲国家去西方发达国家留学，他们中有些人选择继续留在西方，另一些人则选择回到他们的祖国，开展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逐步引出了人才积累的第二个阶段——人才“互动”（interaction）阶段，日本和韩国的人才积累情况已经到了这一阶段。人才出现了双向流动的趋势，而且很多科研人员会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发展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