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一流”还是“服务地方”，高校该不该“二选一”？近日，一位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忍不住向《中国科学报》吐槽，他们迫切希望有更多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它们似乎对此兴趣不足。该官员认为，在“双一流”建设的大环境下，一些高校“毫不犹豫”地选择冲击“双一流”和国家大奖，要指望它们真心服务地方“着实困难”。
服务国家战略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这件需要统筹发展的事，在不少地方成了“二选一”，且更多偏向前者，导致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高校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微妙”，在很多省份的发展中可见一斑。如山西省，随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的公布，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进入了“双一流”行列。但近年来，山西也成为引入东部高校办研究院等机构最主动的中西部省份之一。
“靠外力”的背后原因有些无奈——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山西省的人口流失排名全国第四，达79.6万人。根据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统计数据，2021年山西省的技术成交额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26位，其中输出技术89.86亿元，吸纳技术316.04亿元。
面对碳中和目标的压力、产业转型的需求，山西省布局了14个新兴产业，但“山西高校的人才供给跟不上，学生不愿意留在山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有限，一些高校更愿意把高校排名做上去，缺乏在地方经济建设的战场上建功立业的雄心”。
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体现在毕业生的本地区就业比例、技术服务、智库咨询、资源共享等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是看毕业生的本地区就业比例、高校获得的横向课题经费数等指标”。
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安说。以本科生本地区就业比例为例，近年来，太原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中，山西籍生源占本科总招生数的55%左右，但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省内就业占比仅为18.6%。2021年，山西财经大学招收的山西籍本科生源占本科总招生数的63.82%，但当年留在山西的本科毕业生比例仅为30.94%。
部分山西高校在公布毕业生就业数据时，仅用“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山西等地区）来模糊，对毕业生省内就业数据避而不谈。
在高校群体中，服务地方最“拧巴”的还不是“双一流”高校，而是有一定实力的“双非”高校。这些高校多为地方高校，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本应更多地为地方服务。“跳一跳”，这些高校的个别学科也许够得上一流学科，但大多数学科无法企及。
为冲击“双一流”，它们可举全校之力，但高不成、低不就的定位直接影响了其服务地方的水平。“这类高校最明显的特征是，短时间引入了大量以写SCI论文见长的研究类人员。”江苏某高校教授李想（化名）指出，但搞建筑的教师大多没有承担过规划设计项目；搞农林的教师放任成本高、技术复杂却不切生产实际的学生论文大量产出。学科排名虽然上去了，但教师所做课题和指导的学生，却暴露出“伪高大上”“假接地气”等问题。
高校究竟有没有真心服务地方，地方政府对这笔账算得也很清楚。曾经有一所中部地区的地方高校领导去市里谈合作，当他看见地方政府领导拿出的一张清单时，傻眼了。上面罗列着多年来政府给该校投入了多少，该校给当地培养了多少人才；该校教授、博士们为当地企业解决了多少难题、给当地智库做了多少贡献，“比高校提供的数据还精准”。
“和产学研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类似，高校与地方政府由于目标不同，在社会服务职能上出现了‘两张皮’现象——高校希望从地方政府获得科研经费，却不太在意地方经济发展好坏；地方政府没有为高校提供好平台，却希望高校为其提供更多服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指出。
他举例说，我国多数高校仍把服务地方经济定位为科研绩效指标，视作大学的第二职能（科学研究）而非第三职能（社会服务），并没有真正帮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高校对于地方需求的“漠视”真的改变不了吗？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并不是改变不了，而是需要地方政府转变观念，以及经费、资源的大量、持续性投入。例如，山东省临沂市从土地划拨、财政支持等多方面给予临沂大学强有力的支持，使该校得到了较快发展。
同时，临沂大学也通过服务地方，促进了临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从2018年开始，广东推出“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工作计划，即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和特色高校提升计划。2021年，广东通过该计划安排23.1亿元支持34所公办本科院校，让高校办好各自所属类型，满足科技发展、社会服务等多样化需求。
如何鼓励高校重视这方面的社会服务？
王战军指出，虽然在高校分类分层的建设上，“双一流”建设大学更多瞄准国家战略，地方高校更侧重社会服务，但社会服务并不是“双一流”建设大学可以漠视的事。放眼国际范围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的社会服务成为它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该校各学院都有社会服务中心，并把服务社区作为必修课程，计入学生的期末成绩。多年来，哈佛大学一直在加大社会服务资金的投入并开设专门机构，为师生们提供各种社区服务的机会。
在高水平大学云集的地区并不意味着地方高校没有机会，社会服务正是很好的突破口。实际上，为硅谷输送最多创业者的高校并不是人们认知中的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而是圣何塞州立大学、圣塔克拉拉大学等知名度相对较差的大学。它们凭借毗邻硅谷的地理优势，成为向硅谷各大科技巨头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的“黑马”。
采访中，多位专家指出，除转变观念外，提高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在于高校的分类分层，以及“破五唯”体制机制的健全。陈劲建议，在高校分类建设上，可分为综合型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地方应用型大学、职业院校四类。
目前，高水平大学有“双一流”建设，职业院校有“双高计划”，但于“夹心层”高校而言，并无任何国家层面的建设、计划，应鼓励“行业特色大学的一流建设、地方应用型大学的一流建设，以社会贡献度来评价它们的办学成果，而不是让它们看不到希望，一窝蜂挤向学术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