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徐星来说，这个理念已经刻入骨髓。作为古生物学家，徐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云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生代陆相脊椎动物化石及地层学研究。他最近非常关注科学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材问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他的答案是，知识点的重要性在降低，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
中小学生只要能掌握好核心知识点、核心概念就可以了。一旦这个“减法”做好，中小学生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探究式学习”也就更容易了。
今年年初，他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名誉校长。同时，徐星还将自己的“院士科普基地”落户于此，正式以“小学校长”的新身份推进他的科普事业。是的，除了学术光环，徐星身上还有一个“科普”标签。他曾协助许多国内外主流媒体制作了数十期/集科普节目和纪录片，作了近百场科普讲座，撰写科普文章和著作50余篇/本，因此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科学教育、科普等问题对徐星进行了专访。徐星表示，以“数理化”为例，中小学教材在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上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教材囊括了过多的知识点，对科学内涵的揭示少了点。其实，教材更多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传承和科学思维的训练。如果一味强调知识点的数量，会使孩子没有时间思考，反而不起作用。这是一个关乎教育本质的问题，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
知识点固然重要，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但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要。
从现在的科学发展看，一定要做“减法”，只有“减法”做够了，我们的学生才有时间去更好地思考、探索，教育质量才能提高。另外，也要关注学科布局。比如我所在的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包括大气、海洋、古生物、板块构造、行星科学等，是一个大学科方向，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中小学教材尤其是中学教材里，地球和环境科学的分量很少，一些重要方向甚至没有涉及。所以，在编写教材时，应该注意反映目前整个学科的布局、科学的架构，只有这样，孩子们对整个科学体系才能有更全面的认知。
我在和国外一些教材出版商的沟通中体会到，他们的教材设计非常注重把一些基础的、关键的科学概念融入书本中。
在编写教材时，对于怎样构建教材、团队怎样搭建、不同的人起什么样的作用都有非常细致的考虑，因此他们的组织形式更合理。他们会请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些科学家担任顾问，在教材编写初期提出建议。一方面，科学最核心的内容体现在了教材中，另一方面，作者是编写教材的专家，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面向学生。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它会影响全国的学生。这可不是我们作一两场科普报告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