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人类处境的科学哲学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在人类追寻这一系列答案的过程中，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达尔文。尽管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人们从未忘却过这位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创新者。达尔文研究学已经成为了生物学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过去几年中，在中文世界，有一位痴迷于达尔文研究，并执着于达尔文和演化论科普写作的科学家，他就是华裔古生物学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苗德岁。最近，他把介绍达尔文主要著作以及研究达尔文心得的短文结集成书——《苗德岁讲达尔文》，带领读者系统了解偶像达翁的精神世界。
1978年，“文革”后首次全国研究生招考中，苗德岁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了著名古生物学家周明镇的弟子。他至今都记得，在那场招考面试中，周先生问了他一个“别致”的问题：《物种起源》一书的中英文书名全名是什么？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和达翁结下了特殊的缘分。
2010年，他受邀翻译《物种起源》，之后便在多家媒体开设了“达尔文之光”“科学源流”等专栏，分享自己研究达尔文的心得。过去几年，他还专为青少年创作了《天演论（少儿彩绘版）》《给孩子的生命简史》《自然史（少儿彩绘版）》《地球史诗》等多部与达尔文和演化论有关的科普读物。在这一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达尔文的英文原作和历史文献，逐渐成为了中文世界的一名达尔文研究学者。
从达尔文的学术思想内容到产生过程，再到学术精神，以及人生故事，苗德岁总能找到那些鲜为人知的切入口，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更立体、丰富的伟大科学家的形象。
1846~1854年，达尔文用了整整八年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了一种很不起眼的海生甲壳类无脊椎动物——藤壶。他只做传统生物分类学家的“本分”工作，平均每天至少花三个小时的时间，研究过的藤壶标本多达1万件以上。最后发表的四卷藤壶专著，至今仍然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病痛的折磨、亲人的故去，使他原本颇为枯燥的生活雪上加霜。
2014年底，苗德岁经历一场大病，脑卒中导致半身麻痹，至今打字都只能使用一只手。这与过去几年他日以继夜翻译《物种起源》，耗费了大量心力有直接关系。《物种起源》的发表至今已有160多年时间，直到现在，它仍是少数堪称“改变了世界的书”。苗德岁坦言：“它虽然被人们广泛引用，却鲜有人会从头至尾地通读。
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下，即使是科研人员，也大多无暇通读或精读，常常拾得只言片语，甚或断章取义，把它们当作教条式的简单结论，而不是视为可被证伪的理论范式。”
在苗德岁眼里，年轻时期的达尔文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文青”。在他风华正茂之年登上“小猎犬号”战舰时，随身携带的有限的几本书中，就有弥尔顿的《失乐园》；而且在环球科考途中他时常抽暇吟读。
正是他年轻时打下的良好文学基础，才使得他在写作《物种起源》时得心应手，驾驭文字能够游刃有余。而苗德岁自己也有同样的志趣，自称“老文青”。除了科研，苗德岁深爱文学、诗歌和古典音乐，他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人文追求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了科普写作的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