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日，爱因斯坦的头像在巨大蘑菇云映衬下，登上《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编辑钱伯斯写道，爱因斯坦成为“原子弹之父”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E=MC2质能转换公式为原子弹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是他启动了美国对原子弹的研究。作为一个终生的和平主义者，原子弹的光环和蘑菇云的桂冠，是很难让爱因斯坦引以为荣的。
事实上，爱因斯坦对原子物理造诣不深，也没有参与原子弹的制造，但他在推动原子弹“立项”的游说中，确实发挥了关键和核心作用。1938年1月，犹太裔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为逃避纳粹迫害而辗转来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在1933年便萌生了重元素链式反应的设想。当哈恩、梅特纳1938年12月发现了铀核裂变后，西拉德便敏锐意识到核武器将“应劫而生”，必须防止纳粹政权抢先制造出原子弹毁灭人类。
而最有效的行动，是阻止德国从铀矿石的最大产地比属刚果获得原料。但谁又能向比利时当权者发出警示呢？“人托人，脸托脸”，西拉德想到了爱因斯坦。1939年7月16日，西拉德乘坐魏格纳的汽车，前往爱因斯坦度假的长岛海滨。行前他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了解到爱因斯坦的住处，但来到皮克尼克湾打听后，却发现无人知道“莫尔博士小屋”。西拉德试着询问路边一个小男孩是否听说爱因斯坦，这下才找到了向导。
当爱因斯坦听完西拉德讲述链式反应后，惊讶地说，“我可压根没想到这些”。因感到事态严重，他们三人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先通过美国国务院写信给比利时驻美大使。由爱因斯坦用德文起草，魏格纳翻成英文交秘书打印。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西拉德忧心如焚，为了保险起见，又打算请首位飞越大西洋的“国家英雄”林德伯格出面帮忙。爱因斯坦几年前曾在纽约和林德伯格有过交往。
西拉德致函林德伯格请求会面，并附上爱因斯坦的介绍信，但却没有回音。9月13日再次写信催问，但两天后便在广播上听到林德伯格鼓吹“孤立主义”的论调，并得知他一年前就接受了戈林代表希特勒颁发的“德国雄鹰十字勋章”。西拉德写信给爱因斯坦说，“林德伯格不是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形下，递交罗斯福总统的信，只能赌在萨克斯身上了。西拉德给了萨克斯10天时间为最后期限。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在长崎投下原子弹“胖子”。杜鲁门8月6日发表声明说：“我们花了20亿美元进行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赌博并赢得胜利。”1949年，西拉德写下短篇小说《我以战犯的名义受审》，再次申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1947年3月爱因斯坦对《新闻周刊杂志》表示，“当初如果知道德国造不出原子弹，我连一个指头都不会动”。
晚年他和化学家鲍林谈话时更明确地说：“我今生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签署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建议他制造原子弹。”曼哈顿工程无疑是一项大科学工程，由科学家发起，集中全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应用最新科学原理和技术而取得的成功。它深刻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形态，影响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至于在纳粹有可能领先的形势下，原子弹到底该不该制造；在日本发出“一亿玉碎”的叫嚣时，原子弹到底该不该使用，让历史学家继续辩论吧。
目前全球的基本共识是，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这位“死神”当初是科学家以责任、理性和良知的名义，千方百计邀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