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深圳大学学生辅导员的招聘广告引发广泛关注。围观、叹息、议论者多是在校博士生或者未来的博士生，起因是报名条件中要求“28岁以下的博士”。也就是说，只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环环相扣、一路直升的博士毕业生才刚刚够“年龄资格”，如稍有耽搁，即便有“常青藤”盟校、原“985工程”高校之类的名校博士学位，也闯不过“资格线”。博士生网友的反应多是出于对前途的担心。
这种真正进入大学工作前产生的焦虑，充其量只是社会焦虑的一种。当下，大学普遍实行的新入职教师“非升即走”政策，因为是结果立判的，且在政策执行上出现过多种问题，最容易引发议论，争论也最多。三四十年前，大学里还很流行“适度的焦虑”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法则。然而，如今要在教学上对学生施加“适度的焦虑”，其效果要么引起直接的反弹，要么让学生产生更多焦虑。科研上的焦虑是以另外一种情形呈现的。
由于科研管理的日趋科层化，让原本相对单纯的研究成果发表和学术价值评价变得不再单纯。期刊级别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唯级别论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多年来，在SCI期刊或者《细胞》《自然》《科学》三大“顶刊”上发表论文，已成为检验理工科专业教师科研水平的主要标准。特别是近两年，文科专业也不甘寂寞，纷纷以“与国际接轨”名义，加大文科专业外文期刊论文的奖励力度。
从网友针对深圳大学招聘的议论中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有心进入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似乎都将待遇放在首要位置。由此可见，在一些博士生心目中，大学已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教育净土，而只是诸多社会或经济机构之一；教师也不再是单纯的“灵魂工程师”，而只是若干职业或就业岗位中的一个。从本质上说，就业就是为了生存。博士毕业生将入职大学下放到生存层面，还只是一种外部观念的投射。
反观大学自身，至少在管理方式上，也在推动和适应类似的下放或下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