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医学传道”理念的引导下，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于医学传教事业的扩张和发展，教会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惭突出，原来分散的、以个体宣教为主的小差会医学传道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扩大的医学传教事业的需要。在华各大差会认识到，为开展其在华的“医学传道”事业有必要联合起来，集中使用各教会的经费和人力资源。
1902年在华教会联合组织提出了著名的“协和”理念，即突破各差会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教派组织联合起来，在财力，人力以及行医办学的布局上采取“协和行动”，统筹利用资源。在科龄的提议下，由英国伦敦会联合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公理教海外传道部成立了华北教育联合会，并于1906年2月12日由六教会联合开办了北京协和医学堂，并获得了清政府的承认。
但要在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广阔的国度里传播和实践，西方的“科学医学”，仅靠教会组织募资的那点资金显然是不够的。隨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教会医学院校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几近枯竭。正当教会医学校办学陷入困境之时，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于1913年7月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洛氏家族的慈善财务首席顾问格池的推动下，注重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慈善事业，并开始把眼光投向了遥远而神秘的东方。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成功，使洛氏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国外医学和医学教育的投资。1909年，在格池的建议下，洛克菲勒资助和派遣了一个由芝加哥大学校长伯尔顿带领的“东方教育考察团”，考察了印度、朝鲜、日本以及中国的教育和医学需求。考察团对中国的医疗状况给予了重点关注。考察完成后，考察团提出了一份《远东地区的教育和其他需求》的备忘录。
在此基础上，1914年1月29日格池向洛氏基金会提出了一份“循序惭进地发展中国全面高效的医学系统”的报告。董事会采讷了格池的建议，并立即组建了一个以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为首的“第一次中国医学考察厂团”，于1914年4月赴中国重点调查中国的教育和医学需求。
为了具体落实第一次考察团确定的目标，CMB组建了一个极具权威性的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
考察团于1915年8月7日动身前往中国，经过在中国近半年时间的考察，考察团于1916年1月28日向CMB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报告确认了第一次考察团的结论，重点提出了有关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意见。确定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模式重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其“目的是创建一所和欧洲或美国的医学院一样优秀的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师，配备良好的一流实验室和一流的教学医院。
”医学教育与医学研究相结合的精英教育是其办学理念，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校长麦可林毫无顾忌地宣称：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优秀的中国医学中心，培养少数精英，成为未来的中国医学领袖。”
1951年1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4年创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到1951年撤离中国的37年间，其最重要的、也是它最以为豪的成就就是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洛氏基金会对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做了许多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医学人才，他们作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军人物，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内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它慈善组织（包括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的评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新中国建立初期，评价主要是负面的。但近几十年来，评价也出现一些过份溢美的倾向。
不能否认洛氏基金会在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也不能全然否认那些慈善家和传教士们的真诚和奉献精神，但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一种纯粹的行善动机，那就有点简单化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