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4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化物所）工作，边工作边学习，至今已经25年。不论是作为职工还是当学生、不论是在科研一线还是在管理岗位，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化物所人有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种执着追求和永不放弃的干劲。
2000年前后，我所在的研究组陷入低谷。当时国际油价下跌，“九五”攻关任务结束，整个研究组几十个人都在从事甲醇制烯烃技术的开发，市场推广前景黯淡，当时内无经费、外无课题，研究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组长刘中民研究员抓住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家”的机会，积极开拓与中石油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承担了“渣油裂解制烯烃”技术开发工作。
按照工作进度要求，我们需要在春节前提供几百公斤中试用流化床催化剂。当时组内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们到外面的工厂进行催化剂放大和生产，只能利用组内原有的用于甲醇制烯烃催化剂装置进行改造。组内所有人员分成几个组，24小时倒班。催化剂交换和水洗过程需要较高温度，在车间操作时，大家穿着雨鞋、戴着过滤器和橡胶手套，整个室内蒸汽弥漫，夹杂着刺鼻的化学品味道，很快就是一身汗。
我们不仅是车间主任，还是技术员、操作工和后勤保障人员。参加倒班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人生第一次上夜班，也从没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但大家苦中作乐，没有任何抱怨。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辛苦付出的目的是要有足够的经费、稳定的队伍继续进行“甲醇制烯烃技术”的研发，这项技术当时已经研发了近20年，虽然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但参与该工作的人都知道，不论眼前的困难有多大，从长远看、从国家需求看，这个方向肯定没错，再难我们也要干下去。
2007年开始，我到管理部门工作，在我任科技处处长期间，主管我们部门的是李灿副所长，但我们都不叫他“李所长”，而是“李老师”或“李院士”。有一次，他正在打电话，我就坐在他办公桌前等他，无意间看到他的案头放着一本《大学物理》。我很好奇，等他放下电话，就问这是给谁看的书。他说是自己看的，现在从事太阳能转化的工作，很多知识和概念已经不是化学范畴，而是物理学的知识，需要从头学起。
孙公权研究员有个遗憾，如果2013年雅安地震时，他能早一天到，他的电池有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至少李克强总理在现场的工作会议上能用上照明灯具。2013年春节，我作为带班领导在所内检查安全，正巧遇到来实验室加班的孙老师，被他拉到办公室，聊了整整一个上午，谈雅安地震救灾时的遗憾，谈研究组的团队建设，谈对燃料电池产业化的思考。这一年，他59岁。
在大连化物所，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包含着忘我的勤奋。张涛院士任所长时，白天是所长，处理所里各种繁杂的事务，晚上和周末是科学家，和研究组的同事、学生讨论工作，每天晚上12点回家睡觉前，检查一天的邮件，把各种邮件和工作要求发给我们。我也经常和管理部门的同事开玩笑：聪明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聪明的人还如此勤奋！
这种力量包含着执着的坚守。包信和院士带领的团队十几年坚持甲烷转化的研究方向，从当初的国际前沿热点，到后来的“冷板凳”，不管做的人多还是少，他们都在执着地坚守。正如2016年他在科技盛典颁奖典礼上所说的那样：“再冷的板凳也能坐热。”
这种力量包含着个人的牺牲。杨学明院士和张东辉院士带领的大连光源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8岁，凭借对科学的执着热爱、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耗时不到两年，完成“大连光源”这个大型科学装置建设。在近两年的装置建设期间，团队成员平均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中间没有一个休息日。更重要的是，这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人，两年的时间都在做装置，没有一篇文章发表，个人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