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对自杀行为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路线图，并独立于任何相关疾病之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以事实为基础的预防方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全球有近100万人自杀。这比被杀和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之和还要多。另外，还有1000万~2000万人试图自杀。自杀是经济上最具生产力年龄段（15岁~44岁）的人的三大死亡原因之一。自从2008年银行业崩溃引起的经济危机后，全球自杀率上升。
例如，2008~2012年，荷兰每年的自杀人数上升了30%，从1353人升至1753人。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自杀在美国的平均社会成本为106万美元。尽管自杀有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对自杀行为的科学理解或治疗仍未取得进展。人们知道，高达90%的自杀行为发生在临床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身上。大型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精神障碍，尤其是抑郁症和酒瘾是主要的风险因子。
有可靠证据表明，对这些疾病进行适当预防和治疗可以降低自杀率。然而精神病学长期忽视着这一课题。自杀、企图自杀和自杀想法除了作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和情绪障碍的症状外，并未被列入《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第四版（DSM-4）中。去年出版的DSM-5并没有将自杀行为编入初级保健。自杀被视为一种医疗并发症，而非自身障碍。
在过去5年发表于两个最高级别的综合精神病学期刊（《美国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学杂志》）上的关于自杀的研究中，其中6篇涉及精神分裂症——1/4的自杀行为与之有关。而且，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相比，对自杀行为的研究大多关注其流行性，而不是调查潜在机制。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认知神经精神病学家Andre Aleman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Damian Denys认为，自杀研究的缺乏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是文化禁忌。人们犹豫是否要谈论一个家庭成员或朋友的自杀行为，而且许多宗教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甚至是非法的。例如，在印度和新加坡，企图自杀将被处以最高一年的监禁；在美国的一些州，自杀仍被认为是一种不成文的“普通法系”犯罪；协助自杀在许多国家是非法的。第二，自杀的诱因非常复杂，包括心理健康、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问题。第三，如果非致命自杀企图与致命自杀行为的原因存在差异，那么自杀行为很难被研究。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对自杀行为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路线图，并独立于任何相关疾病之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以事实为基础的预防方案。Aleman和Denys认为，这需要4个步骤。
第一，将自杀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疾病。心理疾病的治疗通常与自杀有关，例如抑郁症，但都无法阻止大多数人群的自杀行为。虽然自杀涉及不同的医疗和心理领域，但它应该划归到精神病学之下，处于意识和大脑中间位置的精神病学可以进行全面评估。精神病学应该承担起充分定义自杀的责任，将其纳入分类系统，开发评级尺度以预测和评估严重程度，并检验治疗方案的选择。这将使自杀成为一种精神疾病。
第二，了解自杀机制。自杀在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上的根源来自于情绪调节困难和潜在脑电路的故障。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是焦虑、冲动控制的减少以及攻击性的增加。此外，表现出自杀行为的人们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感情，并很难确定自己的感觉。与自杀相关的是绝望、对社会的不满以及想象积极未来的能力下降。自杀行为可能存在几个可能的路线。
第三，资助自杀研究。政府和资助机构应该向该课题投入更多资金。地平线2020欧盟研究与创新框架计划应包含自杀研究的挑战，最为迫切的是对自杀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和情绪调节回路异常进行有效标准定义。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已经提出申请，要求开发筛选存在自杀风险的青少年的方式，不过更大和更全面的方案是必要的。第四，促进预防。政府应该在自杀预防方面投入与在减少致命交通事故上相同的资金。
从2008年到2009年，英国在道路安全意识上的开支，包括电视广告，超过1900万英镑（合3200万美元）；相比之下，3年中对自杀研究的资助为150万元。在过去几十年中，致命交通事故数量稳步下降，而自杀率却很稳定甚至有所增加。自杀的意识与预防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被强调。该评论称，在一些心理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干预项目中的投资有所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