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8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获得“八一勋章”。程开甲院士生于1918年，今年99岁。2014年，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程先生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时间是1999年。
2015年春节初二，我从包头过年回到北京，我给程先生秘书打电话说要来看望程先生，秘书说程先生在304医院。因为程先生洗澡洗到一半时热水变成了冷水，结果感冒了。这张照片拍摄于2015年正月初二在304医院。
2014年，我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交书稿，晚上去看望程先生（并且请求程先生评审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这张照片就是当晚在程先生书房拍摄的。
2003年，在和程先生交谈时，我说TFDC模型可以表达出一个“Vegard定律的原子模型”。由于有个参数我三年五载是无法从物理上导出的，因此，我和一个博士研究生于2014年发表了一个经验原子模型，英文题目为Empiricalatom model of Vegard's law（Physica B）。
2014年，这个博士生答辩外审，有位外审专家把TFDC和EET（经验电子理论）评价得一塌糊涂，顺便把这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也给歪评了。为了让这位博士生能拿到学位证书，我亲自出马和研究生院学位办的头头交涉。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因为这位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和TFDC和EET有关，程先生不但是TFDC的创始人，程先生也精通EET的核心思想。
我补充说道，程先生是1980年当选的中科院院士，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提高嗓门对学位办的头头说，程先生应该有资格为你石油大学的一个博士研究生评审一份学位论文吧？你们引进所谓的“人才”的时候，不就是看头衔吗？实事求是地说，把你们引进的那些人才，全捣成泥也捏不出一个程开甲。最后，学位办的头头同意让程先生补评一份，但是要靠我来操作。
幸亏我2003年和程先生交谈时打下了埋伏，2014年的文章Empiricalatom model of Vegard's law里，有醒目的Thomas–Fermi–Dirac–Cheng model。因此，程先生没有理由不给我的博士生评审一份学位论文。头天晚上我和程先生的秘书讨论草稿，我拿回宾馆输入计算机并且打印，第二天晚上到程先生家，程先生秘书读而程先生听，然后程先生亲自签名。
白纸黑字，程先生给我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评审意见就封装在博士生的答辩档案中。
1993年，我以讲师硕士的身份获得了第1个国家基金项目，当时基金委金属材料学科（现在的材料科学一处）搞了一个材料设计“集团管理”（程开甲院士领衔），我被推荐到这个集团管理。我当年的基金项目题目是：“超塑性的耗散结构模型和金属物理模型”，为期3年，从1994年到1996年。
1993年12月8日，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国家基金委金属材料学科（材料科学一处）组织召开“材料设计研究”面上基金集团管理项目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程开甲院士。程先生作了关于“TFDC模型及其应用”的报告，报告的重点内容是关于TFDC电子密度，像原子序数Z、原子半径r和电子密度n等参数，都反复出现在我当年的笔记本上。
我和程先生的交往，可以说是纯粹的学术交往。
如果说有感情的话，这种感情也是来自学术的“纠缠态”（电子密度）。下面是我发表的和TFDC模型有关的文章：1999年，《晶体价键理论和电子密度理论的沟通》（独立作者）；1999年，《Zn-5Al合金超塑性的量子效应》（独立作者）；2003年，《TFDC相图》（独立作者）；2011年，AEC: A New Toolfor EET, TFDC andCrystal Formula（独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