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针对科研评价和教师评价等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强化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这预示着我国高校教师评价将从以往关注发表的数量，向关注成果的质量等方面转变。至于代表作评价制度的有效实施，根本上则有赖于同行的专业判断。对此，国家有关部委曾专门下发文件，对创设有利于同行评议的条件提出细致要求。但值得思考的是，“五唯”期间的同行评价究竟是如何实施的？
彼时同行评议为何深受SCI论文相关指标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仅用“时间紧、任务重”解释。可见，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兹事体大，是“五唯”破除后，如何重新树立客观、公正的教师评价的关键所在。
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确立的三个前提众所周知，学术创新离不开研究者个人的反思，但这与学术工作作为专业共同体活动的特征并不矛盾。
学者们开展的学术工作需要符合共同体的价值观和规范，反过来也不断巩固和提高专业共同体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大科学时代，强调团队合作共同攻关成为时尚，同行间的学习与评价成为常态。正是在此意义上，彰显学术自治力量的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应运而生，其对于促进知识的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有效发挥又与其是否拥有三个基本条件密切相关。
这些条件构成了一个功能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同行评议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正向功能。其一，同行评议制度完全基于学术共同体理念形成。维系同行的是共同体中大家共同信奉的规范和价值观。美国学者默顿将其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四个基本规范。其二，参与评议的同行积极维护其专业“守门人”的角色。一个成熟专业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知识领域和研究范式。
而参加评议的权威同行们通常对所在学科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对学科的知识发展以及这些知识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有着深深的责任感。其三，代表作成为申报者获得同行承认的“敲门砖”。与上一条件一脉相承，虽然课题的选择和研究工作的进行完全是研究者个人的责任，但对于研究发现的承认则是在学术共同体所代表的科学意见的支配之下。可以说，提交代表作的过程就是接受同行审阅、期望获得同行承认的过程。
在实践中遭遇的挑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甚至“逻辑冲突”——前者多指向学术内在价值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后者更关注学术在某种维度上的既有效果，双方的这种“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学术评价的微观过程还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同行专家经常由于对评价技术的局限性认知、对真实质量及其代理人的不确定了解等原因，对评价对象存在先入为主的某种偏见。
在这个意义上，同行评议制度只能被视为“最不坏”的评价制度。在利用该制度时，需要对此有明确认知，并最大限度发挥其制度优势，抑制其先天不足。这就意味着一旦不能有效控制上述容易导致专家同行产生偏见的诸多因素，则该制度固有的优势和积极功能不仅难以发挥，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增强学术领域的理性力量在行政力量与人情力量的合力夹击下，代表学术共同体利益的理性力量如何才能产生有效抗衡？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家表现出超强的破“五唯”决心，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学术评价的重要政策。外部政策环境的优化使同行评议过程中出现的乱象有望得到解决。接下来，加强同行专家的自觉自律、增强学术领域的理性力量就成为关键。为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序渐进、着紧用力。首先，通过渐进变革的方式，尝试实施公开评议，恢复学术界的理性论辩传统。
其次，通过转变评议思维，减少学术“找碴儿”导向，凸显以评促建的积极功能。再次，通过学者自律凝聚学术团体力量，发挥学术同行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