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基因、PX项目等公众议题看互联网时代的科学传播

从转基因、PX项目等公众议题看互联网时代的科学传播

通俗理解，科学传播就是科学的传播。在这一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而，科学传播也具有较之广义传播学更加特殊的意义。科学不仅应该得到理性、通透的传播，还要获得应有的理解与支持，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进步、生活文明的动力，而不是沦为进步的羁绊或决策的替罪羊。

正因如此，科学传播的主要使命除了传递科学，还应该包括“复归”科学，即使科学回归科学本身，既要坚持它的理性，又要遵循社会伦理，同时不忘以怀疑的精神维护它，防止自身成为另一种迷信。

面对来自不同领域内纷繁复杂的科学问题，近年来国内科学传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很多社会公众关切的重大事项，其中涉及的科学问题或是悬而不决，无法达成科学层面（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或是决而不断，科学界与政府部门、媒介机构提供的知识与论断难以服众，亦或即使公众选择了理解与接受却不愿付诸行动。总之，从“说不清”到“说得清”，从“选择理解”到“真正支持”，中间似乎仍然横亘着很多看不见的鸿沟，需要科学传播去做更有针对性、更具持久力的反复弥合。

凡此种种，也使当下的科学传播陷入困顿和无法自洽的状态。

在转基因方面，过去的10年堪称话题不断、杯葛连连的10年，2014年甚至被视为转基因科普“完败”的一年；而对于PX项目，包括PX在内的化工行业的安全事故此起彼伏，这让“逢PX必反”“逢化工必抵触”的群体心理有了更坦然的存在空间，使群体事件重复上演的态势难以遏制。

针对转基因问题，现在舆论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已转变成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如何有效沟通的问题上来。就像两个宿敌，相互斗了很多年，互有得失、火气都降了不少，该争论的都争论完了，再见面时只能挑一挑对方态度上的小毛病。《中国科学报》的报道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一次科学传播之争。

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社会正经历公共安全领域空前的信任危机，转基因争议话题虽然不是凭空出世，但此前的媒体报道并没有引发如日后旷日持久的“拉锯战”。2004年的“院士上书”建议加快转基因发展，以及2005年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关注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问题，及时填补了当时的舆论真空，这或许是转基因话题成为此后科学传播领域热点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学家因其掌握的专业知识而占据着话语权。

公众之于科学体系以及科学共同体，其间存在的知识和信息不对等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些特定圈子更加顽强地生长着，其封闭性未见显著改变。很多时候，科学家急于表达的“科学”，不一定是公众理解的“科学”。科学家热衷于传播他们专业领域或者熟悉的知识，而很少会考虑接受这些信息的公众的种种客观差异。

公众对科学事实的理解与态度的反差一直存在。上述西方社会试图让公众理解科学的失败尝试就是例证。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并非必然带来对科学支持的加深，这种非线性关系甚至呈相反发展的趋势。正如当下中国社会的科学传播的现状——那边热闹地宣传，这边积极地不合作，又或者口服心不服。传统灌输式的传播方式，导致公众对科学本身依然缺乏必要的认知，对伪科学难以建立起起码的抵抗力。

迷信的产生与延续，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们的生生不息与科学传播的“不科学”有很大关系。

今天，科学知识的传播已经不仅是写几篇科普文章、做几个科普讲座这样简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如何让科学的声音不被噪音甚至谣言所淹没，是科学传播面临的重大挑战。

1976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萨姆·佩尔兹曼（Sam Peltzman）公布了一项研究，汽车中使用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等新的安全技术，并没有使道路安全变得更好。新技术的使用虽然能使事故死亡率大幅降低，但也增加了人们对于技术的依赖性，从而滋生懈怠与违规操作，并导致事故数量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增加。

就科学传播而言，着重解决信息不对等的问题，无疑是科学家及政府重塑社会信任的重要途径。

既然科学传播依然以大众媒介为主进行，那么科学家就应视媒体为朋友而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并提高自身运用媒介的能力。科学共同体及政府，都要摒弃以往“传播者只是舆论工具”的思维偏见，变表面重视为实际上的尊重、信任和支持。科学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也要加强自身科学素养的培养，坚持用客观、理性的精神在追求新闻价值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之间建立平衡。

总体而言，舆论传播的常态就在于左右摇摆，科学传播媒体在决定传播内容、引导传播方向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未来仍将发挥更加积极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