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威尔逊回到了他的成名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主题，进一步探讨我们生而为人不免常常思考的问题：究竟何以为人？在亿万年来地球上所有生存过的众多物种中，为什么唯独我们达到了“万物之灵”的智力高度，并形成了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
对此，他毫不畏惧地表达了他一贯的达尔文主义科学思想与综合理论：所有的宗教信条与哲学问题，皆可解构为纯粹的遗传与演化组件；人类的肉体与灵魂均有其物质基础，因而完全遵从宇宙间的物理和化学定律，绝不是超自然的。
鉴于此，威尔逊在本书“引言”中写道：“事关人类处境的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第三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与未来。然而，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两个问题有准确的把握。总体而言，对于前两个涉及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出现之前更古远的历史的问题，哲学家们缺少确凿可证的回答，于是，他们也无力回答事关人类未来的第三个问题。”
威尔逊还指出，长期以来，对人类的由来及其存在的意义，解释权都为宗教组织所掌控。地球上有4000多种宗教幻想，形形色色的宗教幻想带来了纷繁的部落意识，而部落意识又正是“人类的起源方式带来的一个结果”。直到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开始把物种起源（尤其是人类起源）的“整个主题带进了科学探索的视野，并提出了人类是非洲猿类的后裔”。
实践证明，达尔文是人类观念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他的生物演化论对旧观念的颠覆是“石破天惊”的。
此外，100多年来，由于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这5个领域里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具备了相当充分的知识来回答人类的起源问题，包括起源的时间和方式”。正是这些科学进展，促使威尔逊信心十足地撰写了这本“科学的创世记”，向大家讲述无比精彩、真正的人类起源故事。
本书的前半部包括三章，分别是：寻找创世记；演化史上的大转变；大转变的两难问题及其解决之道。首先，威尔逊“粗线条”地大笔勾勒了生物演化的宏观图景，带领我们重温了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达尔文理论以及基因突变提案、环境筛选、表型可塑性演化等新达尔文主义（又称作达尔文理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相结合的“现代综合系统学”）核心概念。
他强调指出：“科学家认为，演化不只是一个理论，更是一个已被确证的事实。通过野外观察与实验，科学家已令人信服地证明，自然选择作用于随机突变，正是演化实现的方式。”接下来，他追踪了长达几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其如椽大笔一挥，浓墨重彩、举重若轻，令人叹为观止。
二他进而指出，这些“大转变”依次为：1. 生命的起源；2. 复杂（真核）细胞的出现；3. 有性繁殖的出现，由此产生了DNA交换与物种倍增的一套受控系统；4. 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5. 社会的起源；6. 语言的起源。
本书余下的四章分别是：追踪漫长的社会演化过程；迈进真社会性的最后几步；群体选择；人类的故事。在这几部分，威尔逊指出，个体间简单的合作在生物界十分普遍，早在细菌中已见端倪；而众多较为进步的物种，均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与合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物种（不到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的“真社会性”，其中以蚁类、蜂类与人类最为著名。这些具有“真社会性”的类群，都占据了陆地生态系统中“霸主”的地位。
总之，在本书中，谈及人类起源，对人类使用与制造工具以及脑容量增大等因素，威尔逊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强调了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人际间的合作。达尔文主义的精髓，不只是狭隘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有广义上的“群体选择”；而对具有了“真社会性”的人来说，犹应牢记：恶斗必两败，合作即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