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老师在他的博文“小人物运动”中提到了“乐天宇事件”，但仅仅一笔带过，并未展开叙述。重提“乐天宇事件”还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从延安走来的很有意思的革命农学家，特作下文聊作纪念。
乐天宇（1901～1984）是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官桥乡麻池塘村人，1919年，就读于长沙第一中学的乐天宇成了毛泽东的密友，积极参与了毛泽东领导的驱汤（乡铭）驱张（敬尧）运动。
1921年，他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即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前身）。翌年，农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他任团支部书记。1924年1月，农校团支部全体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任党支部书记。1927年1月，乐天宇奉命回家乡宁远开展农民运动，同年5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入狱。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时成功越狱，但由于左脚受伤未能跟上红军队伍，后几经周折，于1939年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
1940年6月他率边区考察团历时47天，走了甘泉、延川、固临等15个县，采集了2000多种标本，考察了整个边区的土壤、气候、林相及其分布情况，行程千余里。在回延安途中，他发现离延安80多里处，有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有80平方公里大小，水源丰足，土质肥沃。如果在那里开荒种粮，边区军民的吃穿就不用发愁了。他撰写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提议建设边区，开发烂泥洼。他还向毛泽东当面做了汇报。
长沙一别就是20年了，两位老友相谈甚欢。交谈中说到了乐天宇家乡的九疑山，毛泽东还没去过，十分神往，这为建国后两人成为诗友做了铺垫。但此次谈话，使他俩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成了挚友，毛泽东再见到乐天宇，总是称他为“九疑山人”。
不久，乐天宇奉命陪同朱总司令先后三上烂泥洼考察。总司令看上了这块宝地，正式建议将此地改名为南泥湾。毛泽东欣然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老总下达了开垦南泥湾的命令。
于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于1941年3月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开进南泥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1年春，乐天宇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
上世纪30年代末，李森科在苏联“崛起”并统治苏联科学界十数年，此即所谓的李森科事件。
我国的左派学者和许多青年学子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崇拜，开始从相信“传统遗传学”转向拥护“新遗传学”（即米丘林学说）。乐天宇则是最热烈的追随者。1941年初，乐天宇以延安“中国农学会”主委的身份大力传播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1949年初发起组织中国的“米丘林学会”。1949年秋，以乐天宇为院长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迁进北京，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学院。
乐天宇受命出任校务委员会“第一把手”。在当时“一边倒”的国策和中央高层对“李森科主义”的政治肯定的大背景下，位高权重的乐天宇利用行政权力，粗暴地排挤、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在极其恶劣的学术政治环境中，北农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
李景均教授1912年生于天津，1937～194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应聘在已经迁往成都、条件非常艰苦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34岁的李景均转到北大农学院任农学系主任，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李景均出走时离建国日1949年10月1日才5个来月，离1949年9月三校合并也还不到半年。
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同样震惊了中南海高层，毛泽东亲笔批示对乐天宇予以严厉批评和处分，并于1951年3月将其调离北农，乐天宇的政治生涯从此告终。此即“乐天宇事件”。
1962年秋，乐天宇回到故乡九疑山区进行科学考察，碰到当时也在湖南作社会调查的周世钊和李达。
周世钊（1897-1976），湖南宁乡人，青年时代在湖南省立一师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曾是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顾问，后与毛泽东共同创办“文化书社”。周世钊一生抱定“教育救国”信念，1921年谢绝参加毛泽东、蔡和森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发展工作，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研究教育。1922年转入文学院研究中国文学，埋首故纸堆中。
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师职业，1947年7月任湖南一师代理校长。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因与陈独秀发生分歧而脱党。
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兼社会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湖南大学教授。解放前夕，毛泽东给李达写来密信：“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能予经营。”李达心领神会，化装离开长沙，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建国的筹备工作。
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作历史见证人，李达重新入党。建国后曾任湖南大学校长，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文革伊始即被迫害致死。
故乡遇故知，三人商定送几件有特色的纪念品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毛泽东，并附上各自的诗作。于是，周李二人送了九疑山斑竹笔、汉蔡邕《九疑山铭》拓片，乐天宇则从三分石伐几根斑竹，裁成四段，附上一首七言诗，呈送毛主席。诗曰：
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
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
东接都庞越城雨，西嘘大庾骑田虹。
我来瞻仰钦美德，五风十雨惠无穷。
为谋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谒石枞。
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
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观盛世同。
乐天宇诗作落款为“九疑山人”。毛泽东收到礼物后睹物思情，心驰神往，于是将满腔诗情，倾之于纸，写就了题为《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的答诗。诗稿送给郭沫若征求意见，郭沫若又约见乐天宇，乐天宇诚惶诚恐地说：“我这个人办事莽莽撞撞，弄得不好要给毛主席惹麻烦，诗上最好不要写我的名字。”于是当着郭老的面把“乐天宇”三个字划掉了。后来此诗发表时题为《答友人》，且写作时间成了1961年。
毛泽东的千古绝唱和诗友乐天宇深沉厚重的九疑情结，珠联璧合，自成佳话。
文革中，乐天宇遭受了种种磨难。1980年，老人再次回家乡考察，向地方政府倡议，成立了九嶷山泪竹自然保护区，晚年还在家乡自费创办九嶷山学院，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在办学期间积劳成疾，1984年7月15日突患脑溢血辞世。从延安走来的这位革命农学家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耐人寻味哦！
徐特立（1877-1968），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并任校长。1913年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故毛泽东称他为恩师。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年后回国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长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红军战士。在瑞金时代和延安时代他先后担任了苏区和根据地的教育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正因为这个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之职，使徐老与他的一位湖南小老乡唐川成了忘年之交。
唐川（1910～2000），湖南溆浦人。
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先后任北大农学院助教、湖南长沙农商专科学校教员兼农场主任、广西农事试验技士。1939年奔赴延安，任边区农校教员、边区建设厅第一科副科长、延安自然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等职。
为解决边区军民的穿衣问题，他深入边区沿河各县考察，总结出以“打卡”为中心的促进棉花早熟的栽培技术，编写了《怎样种棉花》的小册子指导棉花生产，使边区棉花种植面积由1939年不足4千亩发展到1946年的35万亩，实现了棉花基本自给，对缓和边区经济困难、粉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支援抗战做出了贡献，1945年荣获边区特等农业技师称号。
建国后先后担任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场长、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组书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他来自延安，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但他对来自关内各地的知识分子以“诚心”换“诚心”，建立了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为东北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正是在他的治下，东北农研的一干人马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粘虫发生规律研究，后来与全国同行开展大协作，终于搞清了粘虫的迁飞规律，做出了在国际昆虫学界堪称经典的研究成果。
本博主1982年进入吉林省农科院，而此前一年唐川老院长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一直没见过这个在我的老师辈儿的研究人员中口碑极佳的老头儿。虽然也从他们口中听了些关于老院长的故事，但都是一些零碎的片断。
十多年前，我的师弟在图书馆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文革时期的小册子，就给我复印了一份，他知道我正在收集文革前粘虫研究方面的史料。这是当年造反派整的材料，所谓唐川的“罪行”。从这份小册子里，如果我们反着读，就能看出当年老院长其人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们且来看看老院长的那些“罪行”吧。
1.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在唐川主持的一次党外人士鸣放会上，院内一小撮右派分子攻击党“不能领导科学”。唐川出于阶级本能，立即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胡说什么“我们这几块料能力有限，过去也向上级反映过，都没解决问题。最好你们向报社投稿，给上级写意见书”。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猖狂向党进攻。
2. 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相呼应，攻击党的三面红旗（注：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唐川说：“搞卫星田指标高，我不同意；搞献礼我也不同意”。又说“1958年全国上的多，下的也多；我院上的少，下的也少”。还说：“1958、1959年入学的大学生劳动多，基础差，质量不高”。唐川还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化，说“人民公社搞早了，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后期不得不纠偏”。
3. 当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高潮时，唐川在我院却大唱反调。他在1963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共产党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非党干部群众应自愿。人家不愿意学毛著，就不能强迫人家学习”。同时，积极鼓吹科学研究人员学外文，学“形式逻辑”。1963年前后，在我院开设了日文班、英文班、俄文班，并从长春请人定期来院“讲学”。
4. 唐川在平常工作中从来不是首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而是政治与业务分家，实行业务挂帅。院里每年召开年度计划、总结会议，政治工作人员不能参加。1958年，党委副书记田XX问唐川：“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怎么安排”，唐川却其狠狠地说：“你管你的政治工作就得了！”可见唐川已经把政治工作人员甚至是党委副书记全部排斥于科学研究工作之外，竭力反对政治统帅业务。
5. 公开对抗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在唐川的授意下，我院抛出了“干部培养条例”修正主义黑货。对科学技术人员的要求，不是首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又红又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强调掌握几种外文、写出几篇论文、什么理论水平等等，作为考核晋级的标准。这个修正主义条例，鼓励科学技术人员发展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走只专不红的道路。
6. 唐川在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上，也是一贯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唐川到处散布“我们这里都是搞自然科学的，就是有些单纯技术观点”，否认在科研机关同样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唐川对我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家”，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只统不战，胡说什么“要以诚心换诚心”、“要诚恳”、“要感化、要等待觉悟，慢慢来”等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代替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7. 建国初期，原在东北农研所留用的日本人和从佳木斯科学院弄来的日本人共11人，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特务，有的还是战犯。唐川对这些人留用后均给以要职高薪。如板野、石山、土山、石川、永野、田中、仓田、小笠原、广江等人分别被任命为土化系、病虫害系、农产系正副系主任或研究组正副组长等职务，并授予技正、技士、技佐等学衔，使这些家伙掌握所内的科研和行政大权。
这些日本人的工资都很高，月薪一般都200余元，有的还有额外津贴。唐川对这些日本人视为手中宝，甚至包庇战争罪犯石山哲尔。1950年，公安部通过战犯系统查证石山哲尔是个细菌战犯，来所查找要依法惩办。但唐川竟以石山哲尔是研究植物保护的，我们很需要这个人为名，把这个战争罪犯保护下来。
8. 唐川还从国内网络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给以要职高薪。
如周宗璜，是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政客，来所后，唐川给以三级研究员待遇，被任命为植保系主任、所科学委员会主任兼所工会主席，还推荐为省政协常委、怀德县政协副主席，推荐其出国考察，准备拉入党内，提升为副所长。1957年周借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又如，刘祚恒是反攻倒算地主分子，来所后给以六级副研究员待遇，并被任命为养羊研究组组长。
1960年公安局来逮捕刘时，唐川却把刘保了下来，向省委打假报告说“刘在研究细毛羊上有功”，欺骗上级。省委指示“刘应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公布于众。”但唐川知道这些情况和指示后拒不执行，反而于1963年继续任命刘为养羊研究室主任。类似上面的人物还有......（此处省略X个字）。
全院38名研究室主任、所长，其中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就有20余名，其余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牛鬼蛇神成了唐川手下的骨干，成了唐川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得力工具。
9. 唐川在培养青年人问题上，不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选拔重点培养对象，而是同样用修正主义的观点，重“才”轻德，不问政治条件，结果曾被唐川认为有“头脑”、能钻研业务，作为重点培养的人，如徐X、陈XX、洪XX（注：即洪绂增，1980年代后期任吉林省农科院院长，后官至农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X、宋XX等等，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都成了右派分子。
我院工人占全院总人数一半以上，但出身好、根子正、政治表现好、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的真正的积极分子却得不到重视，诬蔑为脑袋“笨”、“没有培养前途”。因而广大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和干部，在我院不被重视，没有地位。
10. 推行一套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办院路线。建所初期，从国内各地网罗所谓“权威”、“专家”、“名流”、“学者”统治了各个系、组的科研领导大权。
1957年又成立“学术委员会”，让资产阶级“专家”来领导全院的科研工作。不仅如此，唐川以调动这些“专家”的积极性为名，经常指示个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副所长“要同党外所长、室主任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多与他们商量问题，尊重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有职有权”。（呵呵，大家想想50年后的今天还有多少党外的正职的院长、所长哦？）在唐川的保护和怂恿下，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各占山头为所欲为。
他们打着“唐院长同意我这样做”的旗号公开反对群众的意见。他们甚至公开说：“唐院长最了解我们”。很显然，唐川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替资产阶级说话、为资产阶级办事、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呼吸共命运。（哈哈，您的党书记与您同呼吸共命运吗？）
11. 唐川一贯迷信资产阶级“专家”，对他们毕恭毕敬、推崇备至。
唐川到处拉关系，搜罗所谓的“专家”、“名流”、“学者”，积极鼓励我院科研人员以个人关系和高等院校“学者”、“教授”拉关系或请来院讲学，或兼任技术指导，或直接派人去外地跟有名气的“专家”学习。
如土肥所请土壤学家侯光炯、植保所请植病专家俞大绂（北京农大教授）、吴友三（沈阳农大教授）和昆虫专家林昌善（注：林先生[1913~2002]是我的师爷，美国明大的博士，1951年归国任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后为北大生物系教授）等来院讲学或指导工作，唐川对这些专家来院总是亲自接送待若上宾。在唐川眼里，只有依靠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才能办科学，完全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专家”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唱反调。
12. 坚持资产阶级科学研究方向，反对党的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唐川大加鼓励把科研重点放在大搞三脱离的理论研究上，大搞所谓“规律”研究和“高、大、精、尖、新”的课题，强调所谓的“科学”、“水平”。1961年，唐川亲自指示生物物理研究室主任高XX，“要做些像英国洛桑试验站、苏联列宁格勒试验站那样上百年的长期定位试验”。（My God！
我在“洛桑故事”中还哀叹我们中华民族绝对没有洛桑人那份耐心，怎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从延安走过来的这位资深革命农学家竟有此等胸怀！）唐川还在一次全院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研究工作要系统积累资料，坚持经常性、系统性、完整性，最后才能拿出像样子的带有理论性的研究报告”。（呼呼，现在有几个党官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正是在唐川的大力鼓吹下，先后成立了生物物理研究室、植物生理研究室、遗传研究室等机构，专门搞纯理论研究。作物所大搞遗传规律研究；土肥所大搞土壤特性研究，在盆钵里寻找规律；畜牧所搞育种研究，甚至订出一个长达20年的马的育种研究规划；气象室大搞农业气象规律研究，植保所也大搞病虫害发生流行规律的研究。
咱们唐院长的“罪行”还有很多，可谓“罄竹难书”，这里限于篇幅，就列出以上12条。但从这些“罪行”中，您一定能看得出徐特立的这位忘年之交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也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史可明鉴、谱可知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