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观念中，工程技术与冷冰冰的机器、材料、水泥相联系，毫无内在价值，更遑论其文化特性了。文化则与精神相关，往往远离物质、材料和技术，乃是贵族的奢侈品。比如古希腊，人们认为技术生活的目的是为了求利，只是一种本能的需要而缺乏超越性，是次于沉思与政治伦理的第三层级的生活；中国古代先贤同样认为技术乃是“小人之事”，因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逐步触动乃至改变了文化人对工程技术不屑一顾的态度。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卡普的著作《技术哲学纲要》出版，被认为是开创了技术哲学学科，意味着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现象，不仅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进入哲学的殿堂。与此同时，马克思、斯蒂格勒、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思想家无不谈论技术。一时间，“追问技术”似乎成了19世纪末以来的时代潮流。
在这背景下，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明确主张，技术与文化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应该把技术的历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技术史的研究因此应运而生。纵观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通俗技术史。这种写法普遍认为，技术的发展是瓦特、爱迪生等发明家战胜困难或冲破阻挠的历史。其二则选择深挖技术背后的经济商业历史，尤其是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其三则借鉴科学史的“内史”范式，即关注技术本身发展的延续性，特别是技术“内部的”动力、材料结构，以及设计的特异性。
毫无疑问，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各有其优势，同时又有不足。那么，怎样的技术史才能令人满意呢？英国当代科技史学者本·马斯登和克罗斯比·史密斯合著的《工程帝国：19世纪英国技术文化史》一书，为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做出了极大努力，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史。其最突出的特点正如中译本封底所言，“技术塑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技术……技术与文化相互促进与转化，彼此赋予更丰富的意义”。
两位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本书的研究目标在于由内而外地重新审视帝国大型技术发展的文化建构。”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借鉴了文化史的做法。在他们看来，文化层面的历史颇为重要，可为洞悉技术史提供更多的视角与可能性，因为文化史关注权力、空间与区位，也关注实践、过程和偶然性经验，还关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融合与再创作，等等。
全书从分析勘探、测绘和测量的一系列过程开始，调查和研究了动力技术（特别是蒸汽技术）在轮船、铁路和通信系统（主要是电报）发展中的演进与应用。从中可以发现，格林尼治时间的确立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政治意图，即为了更好地了解并控制其统治下的地区而构建地区间的同一性。正是当时规范的航海活动采用了格林尼治时间，从而确保英国可以把那些“四处分散的、孤立的殖民地和前哨站纳入更紧密的帝国体系”。
与之相应，勘探、测绘和测量都是对国家至关重要的目标。从中能发现，技术可以构建新文化。为了让人们熟悉铁路，以推进大英帝国的铁路事业，科学家、企业家和工程师一道，共同建构了“有吸引力的、丰富的和安全的铁路文化”。铁路文化在以前未被破坏的充满田园古典共鸣的景观中开辟了一条现代技术走廊，实质上标志着文化的转型。
从中更能发现，工程师作为个体在构建工程帝国中不可或缺，同时也深受时代文化塑造的影响。比如瓦特，由于生活在“动力崇拜”的时代，当时人们执着于“机械”和“装置”的改良与发明，瓦特在前人的基础上革命性地改良了蒸汽机，由此改变了整个近代历史的图景，并被人们视为时代英雄。
通过大英帝国的技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技术与文化确如作者所言是“互构关系”。总之，本书为读者呈现了技术与文化的复杂性关系。从书中既可感受到宏大的历史趋势，也可了解技术人物琐碎而生动的一面；既能看出国家权力与技术之间的互动，也能窥探到不同力量在技术利益上的博弈；既能理解技术的崇拜与其承载的社会价值相关，也与其内在的物质价值密切联系。
这种技术史，既体现了通俗技术史鲜活生动的一面，也内涵着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联，还揭示了技术自身的逻辑进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是对原有三种技术史范式的抛弃，而是综合性的“扬弃”。综合即创新，这恰恰是本书最值得学习与推崇的地方。
尤其让人难忘的是本书对于工程师的强调，导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工程师是帝国的缔造者”，而且他们是政治和帝国活跃的代理人。这恰恰揭示了现代社会“知识就是力量”的基本精神，与传统社会依靠地位、血缘、出身而拥有权力有着根本性区别。而大型技术系统的可信度，则依赖于技术专业知识的文化和拥有专业知识的工程师。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新时代的中国正走在工程强国的道路上，相信技术史的研究者、工程师、爱好者读了这本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的书，定会从异域的技术发展历史中发现更为正确的道路，从而塑造更为健康的技术文化，为工程强国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