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每年研究生复试的季节，近三年来，国内连续出现大范围的考研热，今年更是达到令人震惊的规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增幅达21%，但录取人数不升反降，仅为110.7万，录取率只有24.22%。这一考研规模约占今年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为何今年的考研如此火热？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与思考的问题。
在厘清考研热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之前，需要从宏观层面简单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外部社会原因。首先，由于疫情与各国出入境管制的变化，造成考研的国际分流快速缩减。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最近三年国内出国留学的人数大幅减少，使得考生大量回流，这一方面助推了报考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内考研的竞争强度。其次，由于疫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市场的萎缩日益严重，导致个体选择的替代效应大范围出现。
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得那些原本准备参加工作的人只好回到考研赛道，用考研规避就业困难的现实。第三，全球化时代，社会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为了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提高竞争力，多读书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考研既能实现个体获得知识的目的，还能通过文凭获得社会承认，实在是一举多得的理性选择。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学历和获得知识并不是一回事。
仅从追求知识的角度来说，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为此付出任何努力与竞争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毕竟一个社会知识库存总量的增加，对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有益的。如果按照理想状况，一个人在追求知识的同时还能获得学历，那么对于个人与社会而言无疑是双赢。如果仅仅为了获得知识，可能并不一定要读研。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于某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在短期内无法识别并检验，为了降低鉴别成本，它就只能通过对该个体所拥有的学历证书的承认，间接承认其能力，没有证书则不予承认，证书的存在相当于为其拥有的知识背书。
从长远看，考研热还能打破精英阶层对社会阶层流动与跃升的垄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认为，盲目崇拜文凭会带来优绩至上的弊端，精英们会不自觉地把成功与失败道德化，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与不满。
由此，桑德尔得出结论——大学文凭的武器化表明，优绩至上可以沦为一种暴政。他甚至指出，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客观地说，桑德尔观察到的现象都存在，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在笔者看来并不能成立，所谓“以道德情怀投身公共利益”于事无补。优绩至上至少保证所有人的机会公平，总比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则更可取。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热潮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基准线，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与推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热情转化为现实能力。适度扩容是当务之急。教育领域也应该放权，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目前很多高校招生名额严重紧缺，不少学校出现老师比招生名额还多的现象。此外，扩大开放，让学生们走出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必须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