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农业高科技企业大北农集团董事长邵根伙之妻莫云，因涉嫌盗种在美国被拘押。这是继去年12月以来，大北农再度身陷涉嫌盗种的舆论风波。在国内专家眼中，大北农在国内种业公司中可以算得上是育种的佼佼者。如今，这一事件为盗种现象频繁的中国种业敲响了警钟，也折射出中国种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种子企业科研投入不多，引进人才力量不足，科研机构条块分割，产学研结合道路不畅……诸多问题错综复杂，终致中国种业良种匮乏，患上“品种饥渴症”。
7月7日晚，大北农发布公告，证实董事长邵根伙之妻莫云的确“于2014年7月2日在美国旅行期间被拘押”。不过，公告澄清，莫云“2008年10月离职后，未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而且种子业务并非其营业收入的重点。这是大北农在众多媒体报道的压力之下，首次对涉嫌盗种一事作出回应。
据美联社等外媒报道，莫云因为涉嫌挖取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旗下先锋种业等公司开发的自交系玉米种子，窃取玉米穗，并将其运回北京的金色农华公司，被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联邦法院起诉。实际上，此次事件并非大北农首次涉嫌盗种。半年前，大北农旗下子公司金色农华就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指控。
对于大北农半年内的两起涉嫌盗种事件，有媒体揣测称：“大北农非法获取玉米种子的行为，预计在研发支出上将可以节省3000万～4000万美元，对于大北农来说，这是一笔巨额资金。”不过，对于这一说法，一些专家并不认同。“3000万～4000万美元是对美国种子公司损失的估计，而非对大北农能省下的科研投入的估计。”在张世煌看来，大北农在生物技术上的投入不算少。
大北农集团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曾透露，2012年至2017年，大北农将在生物育种研发上投资18亿~21亿元，其中7亿元用于建立覆盖世界玉米、水稻主产区的种质资源评估与育种研发体系；6亿元用于创建世界先进水平的良种生产与加工体系；5亿~8亿元用于生物技术中心的建设。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种集团）副总经理田冰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国种业巨头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0%以上，目前中种集团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这一比例，但总体上看，国内达到同一投入水平的企业仍比较少。
在种业职业经理人刘石看来，企业研发投入少，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育种体系有关，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我国在育种研发方面的投入并不少。“受历史条件影响，国家过去的种质资源培育都依赖于农科院、农业大学等系统，企业就是卖种子的，研究实力很薄。育种投资的主体还是国家。”刘石告诉记者。
7月1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在其博客中透露：“李绍明向我坦言，他坚持依靠掏地沟（水稻丰两优、玉米108）的赚钱模式，这给我留下很不佳的印象。”所谓的“掏地沟”原本是北方俗语，意思是“背地里偷偷摸摸做事情，不让人知道”。如今，这已经成为“盗种”的代名词。
据了解，在种子试验田和育种基地较为集中的地区，经常有很多种子企业的人员通过雇用当地农民，在试验田墙外挖一条地沟，把做实验用的种子掏出来，拿回公司作进一步研究和配种。
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行为不能只做行政处罚，要入刑并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经济处罚，对被侵权的企业按照市场价值加倍赔偿。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80%～90%种子企业没有育种队伍。“品种饥渴症”或许也是滋生“盗种”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优势育种技术、人才和种质资源掌握在科研单位手中，科研与市场脱节，企业的育种研发能力较弱。”田冰川说。
在刘石看来，这一现象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国家过去种质资源的培育都是通过农科院、农业大学这样的系统，种子企业就是生产种子和卖种子的，职责并不是搞科研，国家会给他们分配种子，因此种子企业研究实力本身就很薄弱。”刘石说。
2013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促进产学研结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并明确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尽管国家已经明确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向，但种业科研资源向企业流动的体制、机制正在建设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田冰川说。与此同时，大多数种子企业尚未认识到育种研发的重要性，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企业在引进育种人才方面投入不够，尤其缺乏高端人才。企业育种研发每年需要500万～1000万元投入，假如某公司有500万元的科研投入，至少100万元就要花在人才上，现在有的企业连20万元都不愿意出。”张世煌说。
企业依赖国家，指望着购买科研机构培育出的品种，但由于科研和种业两方面管理体制的限制，科研机构的育种研发能力发挥不出来。“从目前品种审定情况来看，科研机构和企业培育出的产品90%是废品，9%是次品，成品率才1%，还仅仅是合格而已，优秀产品要很多年才偶然出一个。”张世煌直言。
不仅如此，育种科研单位“两个口袋装钱”的情况也备受诟病。“国家育种科研经费大多投给了农科院、农业大学等育种科研机构，但这些机构培育出的品种自己也会拿去卖。这样一来就与企业形成了非常不公平的竞争。”刘石说。
且不说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的问题，就科研机构本身，条块分割式的内部竞争也削弱了育种实力。“农科院和农业大学之间形成了一些自私自利的小团体，每个人搞一个摊子。搞传统育种研究的人相互之间不交流，各自保密，搞生物技术和搞传统育种的人之间也互不买账。这就违背了公共科研的基本准则。”刘石说。
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实行科研项目分类管理，要求基础前沿科研项目突出创新导向，公益性科研项目聚焦重大需求、市场导向类项目突出企业主体、重大项目突出国家目标导向；同时，要恢复单位法人责任制和信用评级制度。
在张世煌看来，今后，公益性和市场导向性两类科研项目必将紧密结合，分工合作，带动产业发展，而这些新的管理方式为育种研发领域带来了福音。“科研机构要考虑怎么把研究所的结构做好，做基础研究的、知识积累的、服务的、创新的各环节之间要分工明确，形成一条流水线和一盘棋式有效整合的完整格局。”张世煌说。
其实，我国并非没有优秀的种业人才。“跨国公司为我们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有育种科技人员，也有生产和经营管理的高中低各层次人才。不过，这些人才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集中起来。”张世煌说，这些优秀人才集中起来，或许会为我国种业发展闯出一条路。资源整合的必备条件是强大的资本与种业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现在这两者的结合还有障碍。
此外，张世煌认为，目前，传统种业不懂市场，而懂市场的非农资本又不懂种业技术。未来，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将为中国种业的发展带来曙光，“非农资本的介入将彻底改造中国种业的面貌”。
“现在我们是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对于中国种业的发展，张世煌依旧怀揣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