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玄新论”第一期，本报记者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郝刘祥、学术所长刘闯、学术委员会主任胡志强展开了一场对谈，对谈中学者们提出要“让‘玄学’为科学家开脑洞”。这里的“玄学”即形而上学。让形而上学，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为科学家开脑洞，首先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对世界本原进行探讨，如何讨论宇宙论和本体论的。
本期专栏文章中，郝刘祥对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中最重要的3个概念——道、理和心进行了概念本意及现代意义的梳理。同时，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与西方哲学并无多大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通过合理的诠释和重构，完全能够融入现代思想体系之中。
形而上学，作为metaphysics的中译名，是明治时期日本哲学家根据《易经·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翻译而来。
形而上学包括宇宙论（cosmology）和本体论（ontology）两个部分，其中宇宙论探讨的是宇宙的本原，即宇宙中的万物从何而来的问题；本体论探讨的是存在本身的结构，特别是超越感官经验的对象的存在性问题，比如共相（数、三角形、白、美、正义）、自然类（实体性共相，比如马）、自然规律（共相之间的必然联系）、神等是否真实存在。
按照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公元前600至300年，人类文明进入了重大的理性觉醒时代，即所谓“轴心时代”。此间在北纬30度附近形成了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国的先秦文明。理性觉醒的标志就是排除超自然因（神的干预），只用自然因来解释万物的由来和各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这就是宇宙论兴起的背景。
宇宙论发展为本体论，主要是回答“变化问题”，即不管你假设宇宙初始是何物，抽象的也好具象的也好，都必须解释该物是如何变化成现今宇宙中的万物的。《易》尽管是一部卜筮之书，但其书名却是关于变化的，所以战国时期人们借题发挥为《易传》，使之俨然成为一部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著作。
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有3个概念——道、理和心。这些概念，在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常对话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道德、天理、良心之类的说法。因此，对这些概念的本意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一番梳理，确有必要。
笔者非中国哲学史专家，只是参照文本和已有解读——特别是钱穆的《朱子学提纲》谈谈自己的理解。
道/古代宇宙论的启发价值，就在于今人的创造性解读。
理/朱熹对自然界的变化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心/假若我们接受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主张，将真理和公平作为首要之善或美德，将会给出全然不同的心学。
道、理、心这3个形而上学概念的辨析表明，中国传统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与西方哲学并无多大的差异；历代中国哲学家给出的解答，尽管带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但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是相通的。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通过合理的诠释和重构，完全能够融入现代思想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