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输入姓名或身份证号码，就能查到过往开房信息；快递单倒卖；电商、论坛网站账号余额被盗；非法删帖、发帖中伤、泄露隐私……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因个人信息泄露而造成损失的新闻屡见报端。大数据时代在带给人们信息的畅通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隐忧。
由于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愈演愈烈，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规定》是对利用信息和网络造成人身权益纠纷案件的法律规定。
人身权益是具体的人格权，包括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等，在利用信息和网络造成上述等等人身权益纠纷案件当中适用于这个规定进行审判。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此次《规定》颁布的法律意义。李晓兵认为，从整体来看，此次《规定》是在网络和信息化时代对有关人身权益的民事侵权纠纷的处理规则。
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免随意侵犯他人的人身权益的行为，而信息和网络只是造成侵权的途径。
其实关于人身权益的民事侵权纠纷不仅仅发生在网络上，而我们身处的网络时代其信息传播的特殊性太强烈了。如果因为个人信息的泄露使得某人的人身权益遭到了侵害，他就可以根据《规定》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赔偿，让侵权方及网络服务商等加入到诉讼中来分清各自的责任。
在李晓兵看来，此次《规定》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有助于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让侵权方不敢再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地收集、利用、泄露他人的个人信息，从而造成对他人人身权益的侵害。收集个人信息是前期行为，禁止或规范前置行为在操作层面比较困难。
现在我们从个人信息泄露后造成人身权益侵害的情况下怎么实施救济的角度去考虑，通过诉讼的渠道让被侵权人得到赔偿，这样能够倒逼侵权方删除相关信息、赔礼道歉或者规范自己收集信息的行为，从而推动、促进个人信息保护的改善。
直至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部具有制度刚性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法律，而是散见于多部法律中，如宪法、刑法、侵权责任法等，多是以保护个人隐私、通信秘密等形式出现。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行业的主管部门都先后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以及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公布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此外，不少地方基于本地实际情况还出台了相关地方性法律条例，如《深圳经济特区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条例》等等。
但很多专家表示，因为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的特殊性，在操作层面上对各行业作出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规定是有一定难度的。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喻名峰认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信息的法律边界不明。包括个人信息的外延边界不明、个人信息的区分边界不明、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不明等。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不完善。
这主要体现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立法缺乏系统性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操作性不强。三是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制滞后。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头管理”、缺少事前监管、缺乏企业个人信息泄露问责机制等都是执法机制滞后的表现。
一方面，对被收集和泄露了个人信息，并对自己造成了一定人身权益侵害的人们而言，当然期盼着更加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另一方面，从个人信息收集的获利方和整个网络社会信息秩序的建设来看，一部带有制度刚性的法律也同样被期待。某著名IT企业网络数据高级分析师李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网络数据分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我们也很希望对网络上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进行规范。
毕竟对个人信息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是平台供应商、用户和商家的‘多赢’，用得不好则是‘多败’。”这应该代表了网络时代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企业的心声，作为可以从个人信息收集中获利的一方，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或许可以带来一时的利益，但法律制度的健全及由此而来的秩序的规范则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李晓兵认为，在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道路上，最理想的是出台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国家机关、商家和其他法人、自然人掌握个人信息的边界和使用的范围，但是，这样一部法律的出台显然难度很大。在操作层面上，诸如此次《规定》的出台，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在一起更便于执行，可以为案件的受理和法律的实施提供切实的依据，这些都可以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